重死轻生：走向畸形的东汉孝道！

东汉中后期，上自权臣贵戚，下至黎民百姓竭尽其力置办丧事。身后葬礼极尽奢华，这不仅是中下层的观念，中央政府也多加促使，尤其是权臣外戚丧葬中，政府赏赐充裕，令礼仪逾制。如大司空杨赐去世，“天子素服，三日不临朝，赠东园梓器，赐钱三百万，布五百匹”。天子三日不朝，更赠送明器服制、金钱布匹，入葬时又声乐齐送，场面隆中，器物奢侈，前人不可相比。

又顺帝永和六年，外戚梁商逝世，顺帝亲临丧礼，又赏赐明器等，从而形成奢侈之仪。其他如中常侍侯览为母亲丧事大起坟茔，终于遭人弹劾，最终导致党锢之祸。皇帝遇宠臣之丧，赏赐厚重，他们对丧礼的重视，无疑是起到直接有效的表率作用，上行下效，各级官吏和百姓争相效仿，铺张浪费，为达厚葬目的，竭尽所能。

权贵豪族、地主富商为厚葬父母，以博至孝之美名，耗资巨大，置办丧事奢侈至极，选用名贵稀缺的木头置办棺木，大起坟茔，认为这样做就是对父母之大孝。京师贵戚置办丧事时，“必欲江南糯梓豫章”。社会争相攀比，然糯梓豫章“所出殊远，又乃生于深山穷谷，经历山岑，立千步之高，百丈之溪，倾倚险阻，崎岖不便……工匠雕治，积累日月，计一棺之成，功将千万。”这种需要耗费巨大、劳民伤财的工程，百姓争相追逐，可见此时厚葬父母己靡然成风。

除一味地精雕细琢下葬所需的棺棺外，权贵豪族在丧葬期间的待客场面亦是华丽壮观，于丧葬之礼上耗费重财，父母生时却薄养，实为流于形式化的虚假之孝。时人谓：“今京师贵戚，郡县豪家，生不极养，死乃崇丧。或至刻金镂玉，檽梓楩櫑，良田造茔，黄壤致藏，多埋珍宝偶人车马，造起大冢，广种松柏，庐舍祠堂，崇侈上僭。”

在父母生时不加以敬养，而去追求丧事的奢侈体面，这种重死轻生的孝道观可谓是病态至极。同时，为了极力展现葬礼的奢华，在位官吏为一己私利搜刮财物，不惜“犯王法以聚敛”。厚葬薄养的做法，无益于死者，反因其扭曲孝道本质，不重视对父母的供养，有损生者，各级官吏为厚葬行敛财之举，压榨百姓，不利于社会稳定。

当时不仅贵族豪强崇尚奢侈的厚葬，这种厚葬情况还遍及全国，黎民百姓纷纷效仿，“废事生而营终亡，替所养而为厚葬，”不惜竭尽家财也要厚葬父母，这就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了舍生养之本、逐厚葬之末的不良风气。

厚葬薄养这一社会问题，东汉世人己然有所察觉，遭到崔寔的批判：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……念亲将终，无以奉遣，乃约其供养，豫修亡殆之备，老亲之饥寒，以事淫法之华称。竭家尽业，甘心而不恨。”

在预先有此判断的前提下，天下人皆崇尚厚葬，随葬品极尽奢侈，坟墓越筑越高，为了丧葬的风光，缩减对父母生时的供养，形成不良的社会风气。极为讽刺的是，提倡薄葬的崔寔，最终也落入厚葬之俗，为了置办父亲的丧事，家庭一贫如洗。

厚葬氛围下，葬礼寒酸被视为不孝，家庭贫困者，即使卖身借贷也要厚葬，董永卖身葬父之举，家喻户晓。为厚葬父母，官吏搜刮民脂民膏，致使愚民被迫成为盗贼，“穷阸既迫，起为盗贼，拘执陷罪，为世大戮。痛乎，此俗之刑陷愚民也。”厚葬坑害黎民百姓，败坏社会风俗。

“生时俭养，死则厚葬”的孝行曲解了孝的本意，用厚葬来展示“孝”，宴请宾客令孝名盛传，孝道堕入歧途。这种极端扭曲的孝道，使生者贫困穷破，甚至危及生命，在社会形成不良后果，致使地方经济发展缓慢，不利于地方稳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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