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讪君卖直最新视觉报道_讪君卖直怎么读(2024年12月全程跟踪)

内容来源：鱼水欢网络所属栏目：热点更新日期：2024-11-30

讪君卖直

《万历十五年》里的那些事儿今年是《万历十五年》在台湾出版四十周年，联经出版社特意重新出版了这本书。不过，新的封面实在是有点花哨，反而没有初版那种简洁好看的感觉。说到万历十五年，就不得不提到东林党人邹元标。他因为上谏批评万历皇帝，结果被以「讪君卖直」的罪名发配到南京。东林党人因为邹元标的刚直不屈，称他为「三君」之一。自成化年间以来，八股文风逐渐盛行，考试题目也越来越僵化。以宗族乡里为单位的「补习班」竞争力非常强，比如南昌的熊氏、涂氏，安福的伍氏、彭氏、刘氏，吉水的罗氏等等，都是明代著名的「大型宗族补习班」。这些家族之间相互通婚、师徒传承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利益网络，几乎贯穿整个明代。这种现象在今天的研究中被称为「地域专经」。明代有句俗话叫「翰林多吉水，朝士半江西」，说明江西的文人集团在科举考试上相当强势。明朝277年的历史中，有90科会试（或说89科），总进士人数24898人，其中江西进士人数2728人，占总数的11%左右，真是相当高了。邹元标出身江西吉水的小东门，与当时《春秋》制义大家邹德溥同宗。邹氏在当时政治、文坛的声望很高，所以邹元标根本不需要「讪君卖直」。当时的朝廷京官大部分都是邹氏的故旧情谊，皇帝也不是动辄打杀的洪武、崇祯，基本上是立于不死之地，自然言不禁忌。到了天启朝，魏忠贤当道，阉党和东林党不死不休。意识到死亡危机的邹元标这次却不敢发言上谏了，只能灰溜溜地求去。曾经那个指责国君「欲人勿闻，莫若勿为」的道德至高者，如今安在？明清时期皇权集中，但在明末来看，皇帝虽然掌握了臣子的生死大命，然而整个文官集团的共同利益却没有任何损失。比如崇祯在位17年，对大臣或罢或杀，首辅换了19位，然而在明亡前夕，举国助饷居然只有仅得20万两。反观李闯入京，刘宗敏查抄北京得7000万两，差了350倍之多。这还只是一座北京城的所得，由此判断，整个大明的利益几乎完全掌握在文官集团手上。他们虽无法任意废立皇帝，但整个国家的权力已被牢牢把持。士大夫们最是看不惯身处高位却不清简。当张居正死后，无数折子批评他表里不一、奢糜过度。但张居正的生活也恰好是他们所羡慕的梦想。明朝苛刻的薪资让他们迫不得已贪腐，但却没有意识到贪腐本身的罪恶，而是用华丽的文藻包装，成为冠冕堂皇的借口。当皇帝已然「失德」，能够维系「道德」这份优良传统的重任自然就落入士大夫的肩上，于是他们便拖着强盛的王朝步入毁灭。

万历朝“争国本”的由来樊树志万历的皇后王氏秉性端谨，专心侍奉慈圣皇太后，颇得其欢心。在皇上疾病缠身静摄休养时，协助封识整理堆积如山的章奏公文。每当皇上提及某事，随即取出公文呈上，毫无错谬。她母仪天下四十二年，以孝慈著称。但万历六年（1578）大婚后，皇后多年没有身孕，直到万历九年（1581）十二月才生下皇长女。因无子嗣，皇太后未免有些焦急，文书房太监向内阁传达皇太后懿旨：“命专选淑女，以备侍御。”内阁首辅张居正心领神会，乘着经筵都机会，对皇上说：皇上仰承宗庙社稷重任，远为万世长久之图，而内职未卑，储嗣未蕃，臣等日夜悬切。但选用宫女事体太轻，恐怕名门淑女不乐应选。不如参照嘉靖九年（1530）选九嫔事例，上请皇太后恩准。就在册选九嫔的时候，皇帝看中了皇太后身边的宫女王氏。此人一直在慈宁宫当宫女，多年来未曾引起皇帝注意。一天，皇帝往慈宁宫探望母后，索水洗手，宫女王氏捧了面盆服侍，皇帝见了甚为欢悦，看中了她。于是就有了所谓“私幸”，还赏了她一副“头面”（首饰）。一来二去，宫女王氏有了身孕。按照宫中惯例与祖宗家法，宫女受到皇上“宠幸”，必有赏赐，随侍的文书房太监必定记注皇上“宠幸”宫女的年月日，以及赏赐的物品，以备日后查验。这就是所谓“内起居注”。皇帝自己对此却讳莫如深，左右内侍当然也守口如瓶。某日，皇帝侍候生母慈圣皇太后宴饮，母后问起此事，他沉默不语，继而矢口否认。太后命太监取来《内起居注》，让他自己看。皇帝面红耳赤，不再隐瞒，低头聆听母后的规劝：“我年老矣，尚未弄孙，若生男，宗社之福也。母以子贵，宁分差等耶？”深受宠幸的德妃郑氏，常在皇帝面前戏弄宫女王氏，动辄叫她“老嫫嫫”，暗含讥刺之意，皇帝也默然不自得。听了母后的规劝，皇帝在万历十年（1582）六月册封怀孕的宫女王氏为恭妃，派定国公徐文璧、大学士张四维举行册封礼仪。册封之后两个月，恭妃王氏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婴，就是皇帝朱翊钧的长子朱常洛。皇长子诞生于大婚数年之后，当然是非同小可的喜事。成国公朱应祯等勋戚贵族代表皇帝前往郊庙、社稷，举行祭告仪式。皇帝本人则在皇极殿接受群臣祝贺。次日，内阁辅臣张四维等题奏，皇子诞生，诏告天下，宜有颁恩条件，请皇上“乘此大庆，名降德音，弘敷惠泽”。九月初六日，在皇长子满月日子到来之前，皇帝诏告天下，宣布大赦。诏文写道“以今年八月十一日第一子生，系恭妃王氏出，上副两宫圣母忧勤之念，下慰四海臣民仰戴之情。”因此颁布若干恩例，以示普天同庆。皇长子的诞生，按照惯例，两宫皇太后应该加奉徽号，九月初九日，皇帝亲自到慈庆宫，向嫡母仁圣皇太后恭上“仁圣懿安康静皇太后”徽号，群臣随至徽音门行礼。次日，他又到慈宁宫，向生母慈圣皇太后恭上“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”徽号，群臣随至思善门行礼。诞育皇长女的皇后王氏、诞育皇长子的恭妃王氏，不受皇帝宠爱，站在受宠的是诞育皇二女的德妃郑氏。万历十一年十一月，德妃郑氏生皇二女，皇帝十分欣喜，破例赏赐内阁首辅申时行红云苎丝二匹，银抹金脚花二枝；赏赐内阁次辅余有丁、许国及讲官沈鲤等人，各红苎丝一匹，银脚花一只。这种做法已经有点出格，更为出格的是，万历十二年八月，册封德妃郑氏为贵妃，其地位仅次于皇后，而高于恭妃及其他嫔妃。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，郑贵妃生了皇三子朱常洵，进一步巩固了她受宠爱的特殊地位。由于生于万历十二年的皇二子于次年夭折，因此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实际上就是次子。皇帝见爱妃喜得贵子，比皇长子诞生还要高兴，准备大加庆贺，特地传谕户部：“朕生子喜庆，宫中有赏赉，内库缺乏，着户部取太仓银十五万两进来！” 皇帝对皇三子的偏爱超过了皇长子，使朝廷大臣预感到即将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：册立谁为太子？册立皇长子常洛，还是册立皇三子常洵，是牵涉到“国本的头等大事。由此而引起旷日持久的所谓“争国本”事件，廷臣与皇帝争论不断，使人们的观众程度盖过了其他政治话题。二月初三日，皇三子即将满月之际，内阁首辅申时行向皇上提议，尽快册立太子，奏疏的题目就是《恳乞宸断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事》。他委婉地建议尽快册立皇长子：“窃惟国本系于元良，主器莫若长子……自万历十年元子（长子）诞生，诏告天下，五年于兹矣。即今麟趾螽斯，方兴未艾，正名定分，宜在于兹……惟国家大计，以今春月吉日，敕下礼官，早建储位，以慰亿兆人之望，以固千万诗之基。”申时行毕竟不是张居正，皇帝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，寥寥数语搪塞了事：“卿等以册立元子请，朕见婴弱，少候二三年举行。”所谓“少候二三年举行”，是一个托词，其实他另有算盘：不满意宫女所生的皇长子常洛，想册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，来个缓兵之计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他决定把郑贵妃的身份再提高一步——进封为皇贵妃。此议一出，举朝哗然。万历十四年二月初八，户科给事中姜应麟（字泰符，浙江慈溪人）上疏劝阻。他指出，郑贵妃虽贤，所生只是皇上第三子，而恭妃所生才是长子，理应“主鬯承祧，乃其发祥”，为什么反而使恭妃屈居其下？伦理不顺，人心不安，难以重储贰，定众志。希望皇上收回成命，以协舆情。如果以为事势难以挽回，不妨先册封恭妃王氏为贵妃，再册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。他还请求皇上采纳申时行的建议，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，以定天下之本。姜应麟的这一番议论，不温不火，句句入情入理，却触到了要害，令皇帝大为震怒，把奏本丢到地上，仍不解恨，把身边的太监统统叫来，无端地把他们当做靶子，发泄道：“册封贵妃，初非为东宫起见，科臣奈何讪朕！”越说越气愤，情不自禁地一再拍打桌子，吓得太监们纷纷跪下叩头请罪。少顷，怒气稍解，他在姜应麟的奏疏上批示：“这册封事，非为储贰，因其敬奉勤劳，特加殊封。立储自有长幼。姜应麟这厮心怀别故，窥探上意，疑君卖直，好生无礼，着降杂只于极边，该部不许朦胧升用。” 姜应麟贬为山西广昌县典吏，舆论不但没有被压服，反而更加汹涌了。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沈璟（字伯英，号宁庵、词隐，苏州吴江人），步姜应麟后尘，上了一本奏疏——《恳乞圣明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事》，请求皇上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，并且进封恭妃王氏为贵妃，庶几无独优贵妃郑氏之嫌。皇帝不听，下旨切责：“已有旨了，这厮如何又来渎奏？顾降三级调用。”皇帝不想听臣下“渎奏”，臣下偏偏“渎奏”不已。礼部官员出于职责有关，上疏请求皇上册立皇太子，并封恭妃王氏和贵妃郑氏为皇贵妃，与姜应麟、沈璟相呼应。不仅如此，吏科给事中杨廷相（字君赞，号宗鲁，福建晋江人）等言官挺身而出，上疏论救姜应麟、沈璟，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。 …… ——摘自中华书局《重写晚明史：朝廷与党争》樊树志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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