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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绅的意思前沿信息_官绅的意思解释(2024年12月实时热点)

内容来源：鱼水欢网络所属栏目：教程更新日期：2024-12-01

官绅的意思

康乾盛世：真的是盛世吗？很多人把康雍乾时期称为“帝制王朝最后一个盛世”，西方史学家也把这个时期叫做“High Qing”，意思是清朝的高峰期。听起来挺牛的吧？但真的是这样吗？首先，康熙帝确实干了不少大事。他擒鳌拜、平三藩、收台湾，还和沙俄打了仗，签了《尼布楚条约》，保持了领土完整，给国内创造了和平环境。经济上，他奖励垦荒、修黄河、更名田、兴修水利、禁止圈地、捐免田赋，还改革了赋役制度，这些都促进了农业、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。雍正帝也没闲着，他实行了摊丁入亩、官绅一体纳粮的政策。乾隆帝则平定了大小金川、和卓叛乱，还命人编纂了《四库全书》，六下江南，搞得人口增长到了3亿。这些成就看起来都很辉煌，但真的有这么美好吗？其实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，“康乾盛世”其实是个吹出来的概念。据说这个说法是在1955年才被邓拓首次提出。从外国人的来华回忆录中，我们能看出，老百姓的生活其实很艰难。比如英国来华的马戛尔尼就在信中描述道： “清朝老百姓普遍骨瘦如柴，面色憔悴，看上去没有一点精气神。收到残羹剩饭施舍时，人们都会下跪磕头，并贪婪争抢着，好像是什么珍贵宝物。人们住的房屋通常都是泥土夯筑的墙，茅草覆盖作为屋顶，风一吹好像能将其刮倒。” 这些描述大大颠覆了我们对盛世时代的美好想象。康乾时代，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是英国的8倍，俄国的6倍，但分摊到百姓头上则少之又少。清朝中等农户一年收入32两，可支出却要35两，属于负债生活。制造业和科技方面，一直延续明末的手工作坊模式，商业上则“闭关锁国”。乾隆的“十全武功”也不咋地。不论是平定大小金川还是远征缅甸、越南，早期都纷纷失利，统帅或自杀或革职，将领们虚报战绩，还是靠人数上的优势才艰难取胜。局部战争都打得异常艰难，这无不昭示着清王朝官员的无能和国家体系的落后。至于人口暴增，一个是因为康熙五十年制定了“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”政策，把每个家庭的人丁税固定，多出来的人口不再交税，导致百姓愿意多生；另一个则是番薯、玉米等高产作物大面积耕种，让更多人有饭吃。因此，有些人称其为“番薯盛世”。所以啊，康乾时代到底是不是盛世，还真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。你觉得呢？欢迎带话题跟我们聊聊你的看法！

谁说雍正不是勇士（三）：和官绅斗康熙朝之所以会国库空虚，纳税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。在传统的纳税政策里，有钱的官绅阶级不需要向国家缴税，只有普通百姓才要纳税。就说人头税，不管你有没有土地，有没有收成，都得交钱。这对于那些家中地少甚至无地的农民来说，简直就是雪上加霜，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很多百姓交了税，家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有些百姓更是连交都交不起，那你就算把他杀了，税也收不上来，国库里能有钱吗？雍正皇帝深知这其中的弊端，决心要改变这一状况。于是，摊丁入亩政策应运而生。这一政策不再按照人头收税，而是把税收摊到了田地里。意思就是，你有多少田，交多少税，没有田或者田少的，可以不纳税和少纳税。另外，他还颁布了官绅一体，当差一体纳粮制度。要求官绅也得和百姓一样，向国家缴税。毕竟，老百姓使劲交能交出多少钱，这些有钱的官员和乡绅才是真正的缴税大户。官绅一体纳粮在实施时，难度那是相当大的。本来不用交钱，这又要求必须纳粮了，官员和乡绅自然不高兴。很多官绅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关系网，试图阻挠政策的推行。他们在朝堂上到处说这政策的坏话，给雍正皇帝施加压力。而且，地方上的一些官绅相互勾结，隐瞒田产，虚报人口，想方设法逃避纳税。还有，官绅阶层在民间有很大的影响力，他们煽动百姓，制造舆论，说这政策不好，让百姓也对政策产生怀疑和不满。雍正跟这些乡绅和官员整整斗了十年，才把政策彻底推行下去。若说他逼着官员还钱，只是把他爹的糊涂账抹平。官绅一体纳粮，才是真正打下了家底，为国家留下了巨大的财富。 #雍正##闲谈历史上的皇帝# #中国历史#

徐州：一座被低估的文化宝藏城市 𐟏𐊦졦到徐州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“南北必经之地”，但其实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远不止于此。徐州不仅是铁路枢纽，更是连接南北、辐射内陆和展望大海的黄金枢纽。今天，我就来聊聊徐州的旅游资源，真的是一座被低估的文化宝藏城市。两汉文化：盗墓笔记的现实版 𐟏𚊨ﴥˆ𐥾州，不得不提的就是两汉文化。如果你是个古墓迷，那狮子山楚王墓和龟山古墓绝对不能错过。这里的金缕玉衣可是徐州的镇馆之宝，建议大家看看就好，别拍照哦，你懂的。户部山：古城的心脏 𐟏ˆ𗩃襱𑤽于徐州古城之南，又称南山。公元前206年，西楚霸王项羽定都彭城，曾在山顶建戏马台，成为徐州的第一胜迹。这里的建筑包括项王的戏马台、官绅富户的大院、城市中产阶层的四合院以及普通百姓的大杂院。其中，李蟠状元府、崔焘翰林府、郑家大院、余家大院、翟家大院和号称徐州第一楼的李家大楼，权谨牌坊最为有名，且相对保存完整。尚有保存完好的明清房屋400余间，民国房屋700余间，较为完整的院落20余处。这些院落古房负载着徐州城几千年的风雨沧桑，是明、清、民国时代徐州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缩影，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古城徐州最后的遗存。徐州的低调与魅力 𐟌Ÿ 整个徐州市中心不大，但文化积淀深厚，这座城市很低调。当然这里的物价也合理，很多景点大家打车即可，吃的性价比也超高。由于地理位置处于苏北，所以它的饮食口味感觉也是处于南北之间，有那么点鲁菜的意思。总结大家有时间，再次经过徐州，不要匆匆而过呀，停下来，住一晚，走一走，或许，你也会喜欢上徐州。

下图是1950年林彪父亲林明卿的照片，那时他73岁，刚被林彪接到北京不久。林明卿与儿子关系不睦，林彪带复杂情绪对父亲说：“以后你别操心我了。”林明卿没回应，毕竟儿子已成“战神”。林彪又补了句“以后没仗打了”，意思也是让父亲别操心。此后，林明卿虽居北京，与林彪往来却不多，父子间隔阂明显。原来，林彪天性寡言，爱闷在家看书、玩打仗游戏且争当总司令，父子沟通少，不知彼此想法。1924年春，17岁的林彪想考黄埔军校，写信告知父亲，林明卿坚决反对，认为教书才适合儿子，还赶到武昌劝阻，林彪却不为所动，称要去救国、改造社会。林明卿无奈请援兵，结果援兵反倒劝他别干涉，林彪如愿入学，林明卿开始为儿子提心吊胆。林明卿固执地反对儿子参军，1927年底以病重为由骗林彪回家成婚，女方是挚友之女汪静宜，林彪死活不愿，上学时就写退婚信，最终在他坚持下退了婚，汪家难堪，林明卿常去探望，盼两人成婚，直到林彪与张梅结婚才死心，此事成了父子间的鸿沟，沟通更少了。 1937年，林明卿得知林彪平型关大捷，乡亲祝贺，官绅贺喜，他却忧心家人安危，决定全家逃难，途中死了五人，包括妻子陈氏，他对林彪既怨又忧。好在后来因林彪，林明卿得以定居北京安享晚年。1956年林明卿80大寿，心态有了变化，觉得儿子当年坚持是对的，向林彪认错，林彪也动容回应。可惜安稳日子不长，长子林庆佛病逝，家人瞒了两年，林明卿得知后一病不起，不久离世，享年85岁。

不贪不升官，那谁来斩贪官呢？要是不杀贪官，那可就麻烦啦！对上，那是对不起死去的祖先啊；对中，对不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；对下，也对不起子孙后代呢！历史上那些大贪官，占着超多社会财富，财富都不流动了。他们仗着权势，一直作威作福，这就像风水不转了一样。不光是官僚，连皇族都跟着占，啥都占，那王朝可不就得灭亡嘛！这就叫孤阴不长，独阳不生呀！上交贪污所得减轻罪行，这是不是就跟“议罪银”差不多呢？好多贪污官员把上交贪污所得当作赎罪的办法，以为这样就能少受罚，甚至能被宽大处理。这可让人一下就想到清朝的“议罪银”制度啦！交钱赎罪，换来处罚宽松，这背后好像就是“交钱消灾，大家各自安好”的意思。但这可对法律公正性有大挑战啊！要是贪腐官员知道能“交钱赎罪”，那腐败不就更猖獗了？这简直是给腐败大开方便之门。而且“议罪银”可不是新东西哦，早在清朝，贪官污吏就可以用银两赎罪，就连失职、渎职这种大事都能“买断”。一开始清朝廷搞议罪银是想充实国库，可时间一长，好多官员就钻空子，觉得能“交钱保平安”，干脆就冒险用权力捞钱再赎罪。这可让腐败更严重了，整个体制都变得老复杂了，“议罪银”不但没减少罪恶，还把朝廷变成了贪官的庇护所。咱再说说办事这事儿。很多时候，政策文件看着挺好，读着让人热血沸腾，可到了地方落实，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。就像好多公共服务，本来是简单事，快点办好就行，结果呢？流程越来越复杂，表格越来越多。老百姓去办事，就跟闯关似的。得看材料齐不齐、印章全不全，有时候得跑好几个部门，交一堆文件，最后还得“再等等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好多人为了快点办完，就只能找中介走“捷径”。就是因为这种复杂低效的办事流程，中介才有了生存空间。本来该给老百姓服务的部门，因为这繁杂流程，反倒成了中介的生意来源。好多中介业务不就是专门帮人过流程嘛！他们为啥能快速办好事？就是对流程门儿清，还有人情往来。知道哪个环节能快点，啥材料要提前备好，甚至还能绕过不必要的步骤呢。这背后可有点腐败的影子哦。中介和个别官员成了“利益共同体”，中介垄断了便捷办事的通道，这种不透明的暗箱操作，让政策效果大打折扣。上级搞个好政策，本来是为老百姓省时省力，结果呢？地方落实拖拖拉拉，办事窗口冷冷清清，门口中介倒是热闹得很。百姓眼中的“恶人”，那可也是朝廷的“掘墓人”呢！古往今来，好多王朝就像流星一样，辉煌过又陨落了。大多数王朝灭亡，不是因为外敌强，而是内部腐败太严重。贪官就像蛀虫，啃着王朝的根基，让国库空了，百姓苦了，朝廷都没法运转了。这种内部溃败的关键，就在于治理者有没有决心把贪腐掐灭在萌芽状态。历史上，厉害的统治者在问题刚出现时就大力清理贪官，那些不作为的朝代就被贪腐拖垮，走向绝路了。在任何朝代，官员剥削百姓都不会悄无声息。贪腐之风一蔓延，老百姓最先遭殃。朝廷为了维护秩序，还得加重税赋，来填官员贪腐搞出的财政大坑。这样恶性循环，老百姓受不了，可能因为饥荒、贫困、压迫就反抗了。从西汉末年的王莽，到明末的官绅豪夺，腐败让老百姓寒心，也让他们对朝廷没了信任，这可和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完全相反啊。不过历史上也有不少统治者在危急时刻动真格的。像唐朝武则天一上台，就对官僚体系里的腐败分子大清洗，重用周兴、来俊臣这些酷吏，肃清腐败巩固皇权；清朝雍正帝搞“养廉银”政策和严格监察体系，减少了贪官生存空间，维护了清朝统治。这种铁腕手段净化了官场风气，也赢得了民心，让朝廷在关键时刻没垮掉。贪官难绝啊！是想名垂青史，还是掩耳盗铃呢？这可不好选。历史上哪个朝代没贪官？每个时代都有人想把贪官一网打尽，这能震慑一时，但不治本。名垂青史是好，可要彻底除根，动静太大了。所以好多人就“掩耳盗铃”，表面功夫做得足，关小黑屋、搞内部整顿，可这能有多大用？要彻底解决贪腐问题，可不是喊几句“反腐倡廉”就行的，这可太考验一个国家的决心了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官员腐败成风，最后往往就得“重新洗牌”来改变。明朝的“东厂”“锦衣卫”，本来是朱元璋为了清除官场坏家伙设的，结果最后成了权贵打手，还腐化了。要是制度没自我净化能力，反腐就成了猫捉老鼠游戏。彻底解决贪污腐败，可不只是打几个小苍蝇、拍几只大老虎，还得反思官僚体制本身健不健康，能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腐败。要是维持现状，不深层改革体制，那就是换波人接着腐败。咱就想啊，先辈要是知道现在贪污几个亿、几十亿都没死刑，他们会不会后悔当初赴汤蹈火呢？有时候贪腐复杂，不只是制度问题，关系网太乱啦！官员和权贵利益牵扯太多，谁敢乱动？好多人想有作为，可又怕权贵压力，最后就只能睁只眼闭只眼，追责都没结果。真要大义灭亲、不怕权贵压迫，那才是真勇者。不然维护这利益网络，就是给腐败留后路，让“靠山”继续作威作福，这可会动摇国家根基啊！

湖南人有句话“崽卖爷田不心疼”，俚语中“爷”是指父亲，而不是祖父。是说纨绔子弟——俗称败家子的，意思是爷娘起早贪黑、摸爬滚打、千辛万苦地挣下偌大家业，然而子孙不肖，只知道吃喝玩乐、声色犬马，终日有支无收或入不敷出，一点点败家，最后弄得坐吃山空，不得不变卖家产以潦日。这样的败家子从古至今实在太多太多，看看中国的诗歌、笔记、小说、传记、传奇、戏曲、说唱等文艺作品，真的不可计数。这些人好端端的干嘛非要败家呢？说实话，他们也未必想着败家，然而却不能自已——从小娇生惯养惯了，不事劳作，真正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，既不知道创业的艰难，更不愿吃苦受累，却沉醉骄奢淫欲的感官享受，就只好花钱如流水，或赌，或毒，或淫，或乱，或狗马……一个人嫌败家慢，又交接一帮狐朋狗友、弄上一群娇妻美妾一并帮着败家，如此，就是金山银山也被他们挥霍光了，到头来，那还不只有出卖爷田吗？除了秦始皇外，历朝历代的开国君主哪个不是兢兢业业？既知马上打天下的掉脑袋风险和艰难，守起业来就心惊胆战，有时连做梦都惊魂，治国理政不用人催，自当勤勉、谨慎、戒骄、戒躁，从不敢粗心大意。有时也想骄奢淫欲，但一想起当年受的罪就又泄了气。譬如刘邦，真正当了帝王，一改专横的本性，谦卑地称“夫运筹帷帐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馈饷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。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” 唐太宗李世民面对魏征的直言犯谏，屡屡下不了台，每每气得咬牙切齿发狠杀了他，但最后却还是赔着笑脸作检讨。朱元璋就更不用说了，当了皇帝依旧每日粗茶淡饭、早起晚睡，不敢丝毫懈怠，以致自嘲：“诸臣未起朕先起，诸臣已睡朕未睡。何似江南富足翁，日高三丈犹披被。”在他们，哪有什么骄奢淫欲的快乐？所顾及的只是国计民生，生怕一觉醒来天底下的老百姓也像他当年那样起来造反。所以十分地考虑老百姓的利益，每每休养生息，对老百姓多方安抚，严厉打击土豪、官绅的奢侈之风，更不准他们随意地圈占老百姓的财产及土地，实在是怕官逼民反啊。同时，又推行儒家的克己、佛家的清心、道家的无为思想，抬出忠君爱国、修身养性的大帽子，并通过限制官司、打击恶讼（律师）等等各种方法，努力消除、压制士人百姓的欲望私念，防止争斗，以维护社会和谐，避免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，乃至暴乱。但他们的子孙又怎么样呢？如同败家子们一样，骄奢淫欲，声色犬马。然后上行下效，官绅们也骄奢淫欲、声色犬马，并普及到民间，城市和乡下的财主、地主们也骄奢淫欲，声色犬马。骄奢淫欲、声色犬马后又怎样了呢？就是疯狂地剥削、压迫老百姓，敲骨吸髓，茹毛饮血，让富人愈富，穷人愈穷，真正冰火两重天。弄得老百姓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反正是个死，不如扯起大旗造他个反！于是刘邦、李世民、朱元璋们的子孙后代或被杀死，或被毒死，或羞愧自杀，总之，没一个有好下场，真正是国破家亡。死到临头了，这帮败家子们才大梦初醒，发觉祖宗留给他们的“田产家业”——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、宽仁养民的政治智慧、治国的箴言法宝、九州六合的江山社稷统统让他们挥霍、变卖给敌人了，不得不垂泪哀叹“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萝，几曾识干戈？一旦归为臣虏，沉腰潘鬓销磨。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别离歌，垂泪对宫娥。”然而，晚矣，晚矣！只有悔矣，悔矣！只剩恨矣，恨矣！杜牧说“灭六国者，六国也，非秦也。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。嗟夫！使六国各爱其人，则足以拒秦。秦复爱六国之人，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，谁得而族灭也。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。后人哀之，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”，真的反复验证呀！真的颠扑不破呀！

刘鹗在谴责晚清官场及社会现状的小说《老残游记》中有一句著名的警言：“中国事皆误于此等正人！” 刘鹗说，无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紧，正坏在有才的要做官。只为过于要做官，且急于要做大官，所以伤天害理到这样。刘鹗的这一番警言中，有几个关键词——正人、有才、急于做大官。有才和急于做大官，容易理解，刘鹗所说的这个“正人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又有着怎样的内涵呢？刘鹗是有的放矢的，清末的官场中，“正人”很多，甚至出现过朝政被“正人”左右的非常局面。而在这些“正人”中，官至协办大学士的刚毅，则是最典型，最大的一个代表。刚毅是旗人，但不属于亲贵之家，而是旗人中的寒门出身。清朝出身一般的旗人，进入官场，很多都是从笔贴式开始干起的。笔贴式是满语转译过来的，实际上就是带有翻译性质的文书，连秘书都算不上，所以大多数的笔贴式文化水平很低。刚毅官做大后，有个槽点，很多常用的汉字都不认识，经常念白字，闹笑话，根源就在这里。刚毅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与那些不学无术的旗人不同，他是不学有术，也就是说，他虽然没怎么读过书，但脑子还行，也比较勤奋，很善于做一些技术性、专业性的工作，具体来说，他对大清律例非常熟悉，擅长审理案子。因为这个特长，同治七年，刚毅以额外主事签发刑部行走，成了刑部一个基层官员。这是刚毅发迹的开端。在擅长的岗位干擅长的事情，刚毅很快脱颖而出，不久被提拔为秋审处的总办。有清一朝，历代皇帝认为有两件大政是超越以前历朝历代的，一是赋敛轻，二是刑狱平。到了晚清，秋审处，也就是做死刑复核的，成了刑部最重要的部门。当时，京城官场有个潜规则，只要在刑部秋审处干的好，那就说明你是一个干才，下一步就是外放地方，做封疆大吏。在当时，能否进入刑部秋审处，全凭个人才干，亲贵子女单凭出身，干不了这个；科举出身的读书人，也干不了这个。对刚毅而言，他是无形之中走上了一条最适合于他的官场之路。在刑部审处，刚毅方方面面，受到了朝中大佬的一致认可。晚清杨乃武与小白菜奇案就是刚毅在秋审处主审时发现纰漏，推动平反的。从刑部秋审处顺利外放之后，刚毅先后在广东、江西、直隶、云南等地辗转，一开始是布政使，后来升任巡抚。在这些个地方，刚毅为官的名声都非常好。有的地方，说他是清官。有的地方，说他施德政。说到这里，刘鹗所说的“官场正人”就有一个直观的形象，清廉、勤政、正直、能干。但是，这些只是刚毅之流的表象，一旦涉及到内核，他们就不那么光鲜好看了。因为是旗人出身，没读过多少书，是干具体业务干起来的，刚毅在官做大之后，在许多核心观念上，非常的偏激、狭隘、顽固、保守。首先，他非常敌视汉人和读书人。在与满族亲贵大臣纵谈时事时，刚毅常说一个观点，汉人固无一不是坏种，即使是旗人中好读书的，也不可靠，今日为政，需取姓名之外识字无多之人，才是干才。有人反驳他，读书本于孔子，未必皆坏吧。刚毅则厉声呵斥，孔子在当日岂是一好东西？晚清有官场笔记记载，刚毅在出任封疆大吏之后，座旁常年悬挂六字真言：“汉人强，满洲亡。” 戊戌变法期间，刚毅认为这是皇上为汉人读书人迷惑，而败坏祖宗基业。康梁新党，应该赶尽杀绝。其次，刚毅痛恨西学，非常排外。光绪二十五年，慈禧命刚毅去江南清查关税、厘金、盐课及轮船电报局事宜。在上海，他当场质问地方官绅：我最不解近人何以喜开学堂，学堂中所造就之人材稍知数西事，识数西字，便思作汉奸。而奸商又最喜接济学堂，实我所深恨。到了南京，传见高等学堂总办时，他又不客气地说：此等学堂原为造就人才起见，只恐将来造成一帮汉奸，于国家何益。刚毅的“正人之害”，除了观念上的，还有性格上的，官做大之后，他非常的强横，搞起官斗来，他这种人不是没有底线，而是没有上线。对于国家社稷，这才是危害最大的。自戊戌变法之后，刚毅和荣禄同为军机大臣，荣禄为大学士，称为正揆，刚毅为协办大学士，称为协揆。清朝有定制，大学士满汉各二人，有人出缺方能补。当时满人两个大学士是荣禄、崑冈，汉人两个大学士是徐桐、李鸿章。一天，荣禄、刚毅二人在军机值房午餐小酌。刚毅借着酒劲，很不满地问：公与崑晓峰（崑冈）各占一正揆缺，我何时补正揆？荣禄听了，讥讽他：何不用毒药，将我与晓峰毒毙？从此，两人水火不容。到了乙亥年，刚毅等人主导的废立之事又遭荣禄阻挠，为了斗倒荣禄，刚毅等人抓住慈禧仇恨洋人的心理，利用怂恿义和团进京，想以此实现整垮荣禄，驱逐洋人，拥立大阿哥的企图，不料这一偏执疯狂之举酿成大祸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慈禧带着光绪狼狈西逃，国家社稷蒙受了巨大灾难。论罪，刚毅当杀。但是最后他在西逃的路上，病死了。据说，刚毅死时，清廉的几乎身无分文，全靠慈禧赐给三百两银子，才买了一口棺材。但对于他的死，京城几乎没有人哀悼。好多人都骂他，活该遭冥诛，可惜没有显戮！

古代文人也有兼职吗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他们是如何赚钱的？润笔，乃古代文人代笔撰写文章、赋诗、作画等所得之报酬。此称谓源自古代文人之高尚情操与金钱观念，彼等多不愿直言金钱，遂以“润笔”雅称代之。润笔之形式多样，或给予费用，即润笔费；或仅以象征性之宴请、赠礼作为回报。明朝商品经济之繁荣，世人皆知，甚至有观点认为其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，足见明朝商品经济之发达，影响深远，上至皇室百官，下至文人百姓，皆受其波及，社会风气亦由俭转奢。明代文人之润笔，恰可映射此变化。明朝开国之初，百废待兴，民生尚艰，社会风气以节俭为主，故求文人代笔，报酬往往微薄，多具象征意义，如翰林院名士撰写送别序文，或仅收二三钱。彼时文风昌盛，文人代笔，亦凭心情而定，随心所欲，不逾矩也。如明朝正统年间曾任礼部尚书的丘濬，其文雄浑壮丽，名满天下，求文者络绎不绝。然丘濬择人而作，遇品行不端或职业卑微者，“虽与厚币请之不与”，即无论报酬多寡，皆不予应允。明成祖永乐年间，翰林学士张益之事颇富戏剧性。初时未名，自称“有志文翰，昼夜为人做诗写字，然未尝得人一叶茶”，意谓此乃兴趣爱好，磨炼文笔，不求回报。后张益声名鹊起，内心几经挣扎，终向现实妥协，为更美好生活计，始收受润笔。张益非迂腐书生，深知无名时需以免费代笔扬名，成名后再收润笔。求文者日增，张益遂以固定格式分类撰写，如庆祝升迁、送别之诗文，仅留姓名及关键处空白，批量化生产，省时省力，获利颇丰。由此可见，明朝中后期，文人代笔之商业化趋势日益显著。总体而言，以正统年间为界，此前明朝文人之润笔，多具象征性，文风浓厚；此后则商业化明显。至明英宗复辟后之天顺年间，收取润笔已蔚然成风，无五钱至一两银子，难以启齿求文。有名文人凭润笔皆可致富，有“尝积求文银百余两”者。至明武宗正德年间，文人代笔更是明码标价，象征性报酬已成过往云烟，商业化气息浓厚，文学之事如同买卖。彼时名文人如唐寅（唐伯虎）、文徵明、徐渭等，皆大量创作应酬性诗文书画，多人凭润笔致富，购田置地，建园林，享优越生活。或有人不解润笔之丰厚，以晚明文坛名士陈继儒为例，其文广受欢迎，“四方征其文者，束帛挺金，造请无虚日”，润笔之费积至数万金。陈继儒二十九岁隐居山林后，即以润笔所得购田置地，修园林，纵情山水数十年，逍遥自在，堪称归隐文人中之佼佼者。此例亦证“知识改变命运”之理，于任何时代皆适用。文人若才华横溢，即便不入仕途，仅凭润笔亦可过上优渥生活。如今之著名作家亦然，才华横溢，以知识换财富，购车购房，无车奴房奴之忧，洒脱自在，令人羡煞。至于明朝文人润笔商业化之缘由，实与商品经济发达息息相关。明朝中后期，商业愈发繁荣，商人地位提升，甚至有文人投身商海。商人地位提高与商品经济发达，影响社会方方面面，包括官绅等阶层，有时亦会为商人利益发声。明朝社会风气亦逐渐由俭入奢。受此影响，明朝文人后期愈发将润笔商业化，如正德时期之明码标价，众多文人因润笔商业化而致富。文人视商业化作品为“笔耕”，认为润笔所得乃对其创作之最大鼓励。常熟桑思直言“白作文字最败兴”，甚至提出“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，发兴后待作完，仍还汝可也”，意谓即便熟人，亦需先置钱于前以激发写作兴致，写毕再取回。桑思此举虽显势利，但钱置书案，又有几人好意思取回？终是成了润笔费。桑思之事虽不能代表当时文人，但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之发达，确已波及社会各方面，包括文人润笔，亦呈商业化趋势。古人生活丰富多彩，文人凭润笔赚外快，亦有其独到之处。此亦可从侧面反映明朝亡国时，北方殉国大臣稀少，而南方犹自歌舞升平之原因。社会风气已变，道德观念不再重要，商业化盛行，众多文官武将皆以商人思维行事，为自身利益，先降大顺，再降清朝。关于古代文人真实生活及挣外快置田买地之事，述及于此。若觉有所助益，敬请持续关注我，后续将带来更多有趣精彩之历史内容，敬请期待。

在《雍正王朝》这部电视剧里，有一段情节让许多观众看得云里雾里，那就是当雍正皇帝微服私访至江苏之际，他的亲信李卫竟然在关键时刻“补了一刀”，向雍正皇帝揭发年羹尧心怀不轨。这一幕，让不少观众疑惑不解：李卫和年羹尧，这两位在雍正还是皇子时就已追随其左右的心腹，不是应该情同手足，共同进退吗？为何李卫会在此时对年羹尧下手呢？而且，考虑到雍正皇帝之前还曾公开维护过年羹尧，李卫难道不怕此举会惹恼雍正皇帝吗？话说回来，这还得从雍正皇帝推行的一系列新政说起，尤其是那项被称为“摊丁入亩”的重大改革。年羹尧因平定西北战乱立下赫赫战功，雍正借此契机，开始大力推行新政，意图借此稳固江山，而“摊丁入亩”便是其中的重头戏。为了确保新政能在地方上得到有效实施，雍正特意选派了心腹李卫前往江苏，担任巡抚一职，负责在该地试行摊丁入亩政策。对李卫而言，这既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为何说是挑战呢？原来，江苏地方的官员与士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官绅勾结，早已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利益网络。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，无疑是要打破这些既得利益者的“金饭碗”，因此，李卫上任之初就遭遇了巨大的阻力。当地的士绅们联合起来，利用他们的影响力，迫使江苏的官员们与李卫对着干，试图阻挠新政的实施。然而，对李卫来说，这同时也是一个难得的晋升机会。作为雍正的心腹，李卫深知新政对于雍正皇帝的重要性，而摊丁入亩更是新政中的核心。如果他能在江苏成功推行这一政策，那么他的仕途无疑将一片光明。李卫智斗黄伦，推行新政初显成效李卫刚到江苏，就遭遇了官员们的排挤。他们利用李卫不识字这一点，故意将告示写得晦涩难懂，让百姓无法理解政策内容，从而阻碍新政的宣传。然而，李卫并没有被这些伎俩难倒，他巧妙地找来了街头的测字先生和乞丐，通过他们的帮助，将政策内容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，让百姓们能够轻松理解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新政开始初见成效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江苏的士绅们为了阻止新政的进一步推行，又收买了江苏官场的三把手——臬台黄伦。黄伦明里暗里跟李卫作对，甚至在巡抚大堂上公开与李卫硬顶。面对黄伦的刁难，李卫并没有急于采取强硬措施，而是选择了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”的策略。他表面上妥协，暂停追税，实际上却在暗中调查黄伦的案子，最终通过“刘王氏冤案”将黄伦拉下了马。黄伦一倒，江苏的其他官员们立刻识趣地选择了配合，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也因此进入了正轨。李卫凭借着智慧和勇气，成功地稳住了局面，为新政的进一步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雍正南巡考察，李卫趁机诉苦雍正皇帝一向对自己的心腹要求严格。虽然他将李卫任命为江苏巡抚，但心里对李卫能否胜任其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因此，在暂时平息了孙嘉诚弹劾年羹尧的风波后，雍正决定亲自南巡，暗中考察河南和江苏两地的新政推行情况。雍正微服私访至江苏，并没有立即公开召见李卫，而是先在暗中观察了几天。他亲眼目睹了李卫是如何智斗黄伦，又是如何将摊丁入亩政策推向成功的。雍正对李卫的表现十分满意，这才决定去李卫府邸见他，顺便敲打敲打这个得意的心腹。见面时，雍正先是半开玩笑地批评李卫与歌妓有染，说这是给人抓住了把柄。不过话锋一转，雍正又表示了对李卫在江苏推行新政的肯定，并询问了摊丁入亩下一步的计划。李卫趁机向雍正表达了对江苏地方官员的不满，建议雍正换掉江苏的藩台和臬台。雍正当场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此时，雍正话题一转，提到了刚刚被李卫扳倒的黄伦：“那个黄伦，你准备怎么处置？”李卫本想给年羹尧一个面子，轻轻放过黄伦，于是回道：“奴才想，革了他的职也就算了，毕竟他是年羹尧的人。” 然而，雍正的反应却出乎李卫的预料：“不行！革了职还得充军，就把他发配到年羹尧那去。” 雍正的这句话让李卫意识到，年羹尧的地位恐怕已经开始动摇。雍正对年羹尧的担忧果然，雍正接着就向李卫透露了他的担忧。他提到，最近不断收到京城转来的奏折，弹劾年羹尧在西北专横跋扈。雍正派孙嘉诚前往西北，原本是希望年羹尧能有所收敛，结果孙嘉诚推行火耗归公时，却处处受阻，年羹尧甚至对孙嘉诚推行的政令百般刁难。雍正对此已经感到十分不满。听到这里，李卫心里有了底。他知道，雍正心中对年羹尧已经有了疑虑，尤其是对年羹尧是否心怀不轨，已经开始怀疑。于是，李卫接着话锋说道：“主子，奴才在底下听到一句话，一直想同主子说。说是‘帝出三江口，嘉湖作战场’。”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，暗指有人在江南地区图谋不轨，而这个人显然就是年羹尧。李卫的这句话犹如一把锋利的刀，直接插进了年羹尧的心腹。此时此刻，雍正的脸色也明显凝重了起来。李卫为何选择“捅刀”？李卫这句话，看似是背后捅刀，实则是他为了自保的策略。雍正此次南巡的行踪十分隐秘，李卫并不清楚雍正在江苏暗访的这几天听到了什么，见到了什么。他只能猜测雍正已经对年羹尧的专横产生了不满，而自己作为雍正的心腹，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风声。如果此时他选择保持沉默，甚至隐瞒不报，雍正很可能怀疑他的忠诚，进而对他产生猜忌。所以，李卫选择主动汇报，把自己听到的那些风言风语向雍正汇报，既表明了自己的忠心，也表明自己与年羹尧的关系仅限于表面，绝无私心。而且，这句话恰好应和了雍正心中的隐忧，更加巩固了李卫的忠诚形象。另外，李卫的这个举动，也是在回应雍正对他的考验。雍正提到年羹尧，显然是对李卫的一次试探，看看他是否敢于直言不讳。李卫抓住了这个机会，顺势告密，为自己谋得了更多信任。李卫作为雍正的心腹，他深知雍正多疑的性格，任何有可能引发雍正猜忌的事情都可能让他走向失败。因此，他必须防患于未然，将任何对他不利的隐患扼杀在摇篮里。这就是李卫捅刀年羹尧的真实原因——不是为了争权夺利，而是为了自保。而李卫之所以敢这么做，是因为他看透了雍正的内心。他知道，雍正虽然表面上对年羹尧维护有加，但实际上却对年羹尧的专横跋扈早有不满。李卫正是抓住了这一点，才敢在关键时刻向雍正揭发年羹尧的不轨之心。李卫的这一举动，不仅表明了他的忠心，也让他在未来的仕途上更加稳固。因为他知道，只有赢得了雍正的信任和赏识，才能在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。而这一切，都得益于他对雍正内心的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

苏轼他一生风雨飘摇，却永远满腔豪情、笑傲人生。从现实角度而言，他一生不得志，从20岁开始，他每个十年的节点都必有一劫。他20岁出头失去母亲，30岁失去娇妻和父亲；40岁出头遭遇乌台诗案，50岁丧子，62岁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被贬…… 苏轼之最坎坷，集中在他的仕途。他一共有三十次委任，十七次失宠或者被流放。这样的经历，用一句时髦的话说，叫：“一辈子不是在失宠、被流放，就是在失宠、被流放的路上”。苏轼真实像（其画家好友李公麟所绘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，这样的苏轼都是极其悲惨的，然而，人们却惊奇地发现：他始终保持着乐观，并且无论被贬何处，所面临境况如何，都始终把日子过得潇洒、惬意。被贬到山东省诸城市任太守时期，他创作了千古名篇《明月几时有》，词中，他这样介绍自己写此篇的由头：“丙辰中秋，欢饮达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怀子由。” 君不见：苏轼被贬，还能‘欢饮达旦’，并吟诗作赋。其小日子之美好，自可见一斑。而被贬湖北黄州时，他又创作了《赤壁赋》，词中，他这样写自己游赤壁： “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。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举酒属客，诵明月之诗，歌窈窕之章。” 这段话，也是在讲述苏轼被贬黄州期间，日子的美好：没事跟文人骚客泛舟游，吹吹风，顺便写点“明月诗”，做点“窈窕文”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，苏轼几乎一辈子都在被贬，为什么心态一直爆棚，日子一直“静好”呢？答案，绝不仅仅因为他极其乐观、豁达，最主要还是因为：他有一个用爱去照亮他一生的弟弟苏辙。苏辙与哥哥苏轼、父亲苏洵并称为“三苏”，既能并列，苏辙之才也就是公认的好了。他的诗文出众，留下的如“西出阳关万里行，弯弓走马自忘生”之类的千古名句，更是不胜枚举。相比哥哥，苏辙还有情商高、善变通的特点。而这两个特点，也是他能“照亮”哥哥一生的关键所在。苏轼仅比弟弟苏辙大了两岁，古代，从来长兄如父，按理，应该是哥哥照顾弟弟。他们的父亲苏洵最初的构想里，也是让哥哥去照拂弟弟。也因此，苏洵在为两个儿子取名字的时候，就颇费了一番心思。哥哥名字里的“轼”指的是马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；而弟弟名字里的“辙”，则是指马车碾过留下的车轮印子。苏洵为他们取名字时，明显是想让哥哥照顾弟弟：只有马车安然无恙地保持前行，车轮印子才可一直有。兄弟俩幼年时，的确更多地是哥哥在照拂弟弟。苏轼发蒙早，他识字也先于弟弟苏辙，弟弟开始识字学文后，苏轼主动充当起了小老师。可以说，他们在出生地四川眉山时，就有了“兄友弟恭”的儿时情。苏轼苏辙苏轼是天生的读书人，他学东西非常快，苏辙有任何疑惑时，他总能用三言两语让他“顿悟”。某种程度上，早年的苏轼是弟弟苏辙是老师，他们亦师亦友亦兄弟。苏轼极其自律，他的学习是每天不间断地学习，每日的学习任务他从未欠过分毫。有哥哥做榜样，弟弟苏辙也养成了日日不间断读书的好习惯。后来，苏辙自己在诗文里写道： "幼从子瞻（苏轼）读书，未尝一日相舍。" 苏轼早年对苏辙的守护，几乎是全方位的。苏辙曾在回忆早年时光时，这样写道： "从子瞻游，有山可登，有水可浮，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。"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便是：我幼年跟着哥哥出去，登山、下水，无论干什么，哥哥都在我前头开路、护着我。苏辙还在后来怀悼兄长苏轼的文里，这样总结哥哥早年对自己的照顾，他说： “我初从公，赖以有知。抚我则兄，诲我则师。”。苏洵太满意他们兄弟俩“兄友弟恭”的模样了，可他毕竟是过来人，他明白：很多兄弟，早年关系都极其好，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尤其成家后，往往就生疏了，甚至还会出现兄弟反目成仇的境况。于是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他决定以大家长的威严，对他们进行劝谏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，苏洵看着并排坐着学习的两兄弟，很郑重地道：“你们是亲兄弟，今后一定要互相扶持啊。” 这番话，是天下父母都会说给子女听的一句话。苏轼听了没想太多，就当是一句话，而苏辙听了却死死记在了心里。兄弟俩长大后，性格差异越发明显。身为哥哥的苏轼天生豪放不羁、不拘礼法，且性格极其乐观。用今天的话说：苏轼是乐天派，是社牛。而苏辙则为人内向、谦虚谨慎，给人忠厚老实之感，善于守拙，某种程度上，苏辙稍微有些社恐。两人迥异的性格，也导致了他们入官场后截然不同的结局。公元1057年，苏洵带着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来到北宋都城汴京参加科考。这次科考中，“三苏”出尽了风头。苏洵因文采出众动京城，而两兄弟则因同时考中进士而闻名。而这场科举中，苏轼写的考场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更是大受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，他甚至在见了苏轼，见识了他的博学和达观后，论定：“此人可谓善读书，善用书，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。” 然而，大喜之后是大悲。就在他们预备在京师大显身手之际，苏轼兄弟的母亲不幸病故，噩耗传来，他们匆忙赶回守孝。守孝期满后，两兄弟在欧阳修的推荐下，再度手拉手一起参加了一场科制考试。考完后，两兄弟同朝为官。两兄弟的做官生涯，分别用一句话概括之，哥哥是：锋芒外露，不停树敌，得罪皇帝，不断遭贬；弟弟是：被哥哥牵连遭贬，仕途稳健，一路扶摇，直做到国家二把手（拜相参政）。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：苏辙实际并没有官瘾，倒是哥哥苏轼的官瘾超大，苏辙一路爬到国家二把手，纯粹是为了“捞哥哥”。原来，苏轼两兄弟刚刚入朝为官不久，王安石就推行变法，苏轼站位的是旧党，他还上疏皇帝谈论新法的弊病，惹怒王安石，继而不得不自请离京。后来，新党利用他诗文中的字句做文章，给他扣了很多诸如“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”、“包藏祸心”，又“讽刺政府”，“对皇帝不忠”一类的大帽子，苏轼因此被贬下狱。苏轼这轮遭难，苏辙也受到了大牵连。他由此确定：官瘾大的哥哥并不适合官场，他若要在官场混下去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“上头有天大的人物护着”。于是，为了护哥哥苏轼，苏辙决心好好做官，拼命往上爬，最好能成为那个能护他周全的“天大人物”。苏辙下这么大的决心，多少因为：乌台诗案后，苏轼误以为自己要被处死了，就给弟弟苏辙写了一封“诀别信”，这封“诀别信”着实吓惨了苏辙。苏轼之所以认为自己快要被处死了，乃是因为在被逮捕后，他未卜生死，于是与每日给自己送饭的长子苏迈约定：平日只送蔬菜和肉食，若得到了判死刑的坏消息，就改送鱼。一日，长子因有事不能送饭，便让远亲代劳。这远亲也是一番好意，特地送了一条熏鱼送去。苏轼看到熏鱼，瞬间脸色惨白，心道：遭了，死期到了。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处死的苏轼，在悲痛之余，赶紧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诀别诗，其中的一首《狱中寄弟子由》中写道： “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时夜雨独伤神。与君今世为兄弟，又结来生未了因。” 意思是：我要死了啊，我死了没关系，随便拉倒埋了就是，可惜，从此后弟弟再也没有哥哥了，只能在雨夜黯然神伤了啊。今生我们做兄弟是大幸事，可惜太短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生继续做兄弟。苏轼书信苏辙收到诀别诗后，当即就双手颤抖，泪如雨下，他与哥哥苏轼幼年一起读书、一起打闹、一起游山玩水的片段不断在他脑海里闪过，哥哥（30岁）丧妻、失父时恸哭的情景也在他脑海浮现。苏辙以为有人真的要害死哥哥了，他忍不住嚎啕大哭，哭得好像哥哥真的没了一样。哭完后，苏辙就肿着两眼写了一篇名为《为兄轼下狱上书》的奏折。这是一次冒死上奏，奏折中，他讲述了自己已失父母，只能与兄长苏轼“相须为命”的凄惨境况。他还表示：自己可以用自己的官位为哥哥减罪。苏辙不惜以身官救哥哥的事震动了朝野，无数仁人志士为他求情，就连政敌王安石也忍不住跳出来帮着苏辙替苏轼求情道：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 事情传开之后，身患重病的先皇帝宋仁宗的妻子，如今的曹太后也决定“干政”，他对皇帝说：宋仁宗说苏轼、苏辙是宰相之才，杀不得。在众人的庇佑下，坐了103天牢的苏轼重获了自由，被流放到了黄州，而苏辙也“如愿”被贬到了筠州，且五年不得升迁。 3年后的1082年，苏辙前往黄州与哥哥苏轼团聚。这次团聚，他发现哥哥遭遇如此多磨难后，竟还和以前一样豪放不羁、乐观豁达，他依旧和以前一样倒头就能睡，没事就吃美食、喝好酒，而且依旧和以前一样爱好佛道。一切都变了，一切又都没变。苏轼带着苏辙游览了黄州等各处，游览中，他依旧走在弟弟前头，给他当“导游”。那些天，苏辙总恍惚他们又回到了儿时一起游玩的岁月。他有一种很奇怪而又美妙的感觉，以至于，他感觉自己的眼睛也时常是湿润的。这次相聚后，苏辙在官场更加小心谨慎了，他开始研究古代官员的升迁史，试图从中找到“加官进爵”的经验教训。他迫切想要升官，也只有官位够大，他才可护着哥哥，甚至让哥哥和自己都回到京师。五年的“不得升迁期”过了之后，苏辙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，他的官位不断升迁：1084年，他还仅是个县令，可到了1086年，他就担任了中书舍人了，这个职位等于皇帝的秘书长。 1091年，苏辙任中大夫、守尚书右丞，到此，苏辙已经做到了国家二把手的位置了，这个官位，相当于如今的国务院总理。而苏辙不断升官的这些年里，苏轼依旧不断地被排挤、失宠、遭贬谪。苏辙则不断地替哥哥求情，就在他升为“国务院总理”这年，他就为了让遭人排挤的哥哥“外任”，一连上了四札。好在，苏辙的官位到了如此地步后，死亡的阴影再也没有笼罩在苏轼头上了。谁都知道，以苏辙对哥哥的爱重，谁要是敢对苏轼下手，他一定会让凶手死无葬身之地。在苏辙的庇护下，苏轼无论被贬到哪儿，都没有性命之忧，而他被贬之地的各官绅，也都对他非常恭敬，并给予必要的照拂。如此，苏轼在每一个被贬地，便可以好好活着了。然而，苏辙能保苏轼本人平安，却终没能保住他的儿子。1084年，苏轼结束被贬黄州任期，前往汝州任职，两地相距千里，路上需跋山涉水，他不到1岁的幼子因经受不住旅途折腾而夭折。 50岁丧子的悲剧，为苏轼的人生再添阴暗一笔。但无论如何，苏辙的庇护，终保住了不断被贬的苏轼的性命了。话说，这苏轼也是着实乐观。当贬谪成为“常规”时，他索性将被贬当成“旅游”，他这么悠闲地接受被贬的事实，是否也因为他总确定：反正弟弟能把我捞回来呢？晚年的苏轼依旧为新旧两党所不容，1094年，年近60的苏轼再度被贬，他的被贬之地是惠州。此时，苏轼的头发已经全白了，但他的眼神依旧清亮，且依旧保持了豁达乐观的心态。被贬后，他带着妾室朝云和儿子苏过前往惠州，将其他的“老小”交给了苏辙。有了之前被贬路上丧子的教训后，苏轼不敢再冒险。当时的苏辙也有一大家子要照顾，经济也很困难，但他仍义不容辞地接下了这个重担。 1097年，时年62岁的苏轼再度因新旧两党之争被贬，这次他被贬得更远了：被贬到了海南。一直与哥哥政见一致的苏辙也被贬了，他被贬到了雷州。当年5月，兄弟俩在藤州再度相遇，苏辙还护送苏轼赴海南。6月，兄弟于海滨分离。谁也没想到，兄弟俩的这一别，竟成了永诀。苏轼三年后，苏轼在北归途中离世，临终时，他坦言：最大遗憾是没能在死前见弟弟子由最后一面。弥留之际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遗憾： “惟吾子由，自再贬及归，不及一见而诀，此痛难堪。” 收到哥哥噩耗后，苏辙如五雷轰顶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的大脑都是一片空白：哥哥未与他道别就走了，这样的事实，他怎能接受？苏辙的构想里，他们俩兄弟应当像最初约定的那般：老来“对床夜雨听萧瑟”。他们早就约好了：等老了就辞去官职，找一个清净地弹琴论诗、听风观雨、饮酒欢歌…… 如今，两人约定“对床夜雨听萧瑟”的声音犹在耳边，可做约定的人，却已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苏辙猛然想起，苏轼曾写信跟他商量，说：自己百年后，想葬在弟弟所在的嵩山，这样他们就算生生世世在一起。苏辙恍悟：哥哥可能早已料到了死期将至了。随后，苏辙怀着巨大的悲痛为哥哥撰写了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，为他写墓志铭，也是他们兄弟俩最初的约定。他们曾约好：谁先死，后死的那个人就要为先死者写墓志铭。第二年，苏辙按照苏轼生前的嘱托，将他葬在了嵩山之下。一个人若真的爱重一人，那不管他为此人做多少，他都会永远觉得“不够”。处理完哥哥丧葬事宜后，还觉自己做得不够的苏辙，将哥哥苏轼的三个儿子全部接到身边共同生活，直到他离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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