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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辕是什么意思在线播放_行辕主任和绥靖公署主任(2024年11月免费观看)

内容来源：鱼水欢网络所属栏目：导读更新日期：2024-11-30

行辕是什么意思

京都3日游：古典与现代的完美邂逅 𐟌𘊧𛈤𚎨恥†™这篇京都攻略了！拖了两年，真是有点不好意思。京都，这个关西的明珠，真的是我心中最爱的城市之一。古典与现代建筑的完美融合，漫步在京都的小路上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美好。这次我们在京都停留了三天，前两天的市区游和第三天的岚山景区游。今天主要说说前两天的行程。交通：步行+公交 𐟚𖢀♂️𐟚Œ 京都的景点其实坐公交就足够了。我们买了公交一日券，500日元，单程160日元，坐三次就值回票价了。住宿：祗園第二宾馆 𐟏芦ˆ‘们住在祗園四条的祗園第二宾馆，位置很方便，周围有很多小店和小吃。 Day 1：二条城与锦市场 𐟏ﰟ⊧쬤𘀥䩤𘊥ˆ，我们先去寄存了行李，然后去了二条城。二条城是幕府将军在京都的行辕，里面记录了德川家族的历史。建筑非常大气磅礴，建议在景区门口租一个电子讲解器，边逛边了解历史，不然走马观花地看也没什么意思。中午去了锦市场吃午饭，这里类似小吃一条街，但味道真心一般。不过锦市场里有一家豆柴咖啡馆，可以撸撸小柴犬，挺有趣的。下午我们去了伏见稻荷大社，免费参观，一定要去逛逛后面的千本鸟居，真的很美很震撼。不过当天下雨，时间关系我们只拍了拍照就出来了。 Day 2：清水寺与和服体验 𐟏ﰟ‘˜ 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在清水寺附近穿着和服逛了一天。和服是在京都和服丽家租的，早晨去店里换了和服做了妆造。先去八坂神社逛了逛，然后沿着清水坂上了清水寺。在清水寺可以求御守、樱铃，保佑学业有成、身体健康等等。清水寺逛完以后，沿着三年坂、二年坂一路逛下来，中途还路过了石塀小路、花见小路这些景点。这些散步道基本都由坡道、台阶组成，旁边是古老的町家建筑，极具韵味。一路有很多小吃店、杂货店等可以逛吃逛喝。逛到下午三四点，还了和服就去先斗町的弘烤肉吃了晚饭。路上路过鸭川，这是贯穿京都中心的一条河，不壮阔，却足以领略京都的风情和点滴日常生活。吃完饭后回到祗園看夜景，夜晚的花见小路、八坂神社又有不同的风味，晚上还遇上了几个艺妓。美食推荐：弘烤肉 𐟍– 最推荐的是弘烤肉，肉质很嫩，服务也很好。需要在官网预定，官网可以切换成英文版，自己预定完全可以，不需要淘宝多花钱。写在最后 𐟓 京都真的是一个值得慢慢品味的城市，值得花更长的时间在这里驻足停留。希望这篇攻略能帮到你们，让你们在京都的旅行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。

1948 年 10 月，万福麟与马占山察觉到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已定，于是乘坐飞机离去。临别之际，万福麟对前来送行的周福成说道：“全五，这场仗打不下去了，你可不要太过呆板。”周福成身为驻防沈阳的第八兵团司令官，该兵团辖有 53 军和青年军 207 师。青年军 207 师是蒋经国一手打造的部队，其师长戴朴乃是陈诚“土木系”的骨干成员。以嫡系将领自居的戴朴，平日里并不怎么买周福成的账，实际上周福成能够指挥得动的，只有他兼任军长的 53 军。53 军是东北军的老部队，其前身是万福麟担任黑龙江督办时所辖的省防军。1933 年 53 军组建之时，万福麟为首任军长。1938 年冬，武汉会战结束后，蒋介石以明升暗降的手段将万福麟调离 53 军，由周福成接任军长。周福成与蒋介石的心腹陈诚是保定军校的同学，加之他平时表现得较为恭顺，在东北军将领当中，属于少有的不被蒋介石提防之人。 1948 年初，蒋介石改组东北行辕，设立“剿总”，任命卫立煌为总司令，郑洞国、范汉杰、梁华盛、孙渡、张作相、万福麟、马占山、陈铁为副总司令。蒋介石让东北军元老张作相、万福麟、马占山担任副总司令，主要是利用他们的声望，三人并无多少实权。辽沈战役打响后，张作相在锦州家中处理财产。锦州解放时，他以国民党大员的身份被解放军俘虏。东野首长得知情况后，下令将张作相释放，后来还派专人将张作相及其家人安全送到了天津。旧军队出身的张作相对解放军的做法感慨万分，也极为感激，不住地对家人说道：“这才是仁义之师啊。” 在沈阳的万福麟、马占山则选择带着家人飞往北平。周福成去机场送行时，对老部队 53 军放心不下的万福麟，不断叮嘱周福成要为手下官兵着想，不要“太呆板”。万福麟、马占山走后，周福成询问身旁的赵国屏（53 军副军长）：“万督办让我不要呆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赵国屏回应道：“老军长让你不要太呆板，意思就是让你灵活一些，多为弟兄们的前途考虑。”周福成追问：“你说的灵活，是怎么个灵活法？”万福麟的话隐含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，赵国屏也有所暗示，周福成不可能听不出来。赵国屏见周福成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也就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怎么不当面问万督办，怎样才能不呆板。” 10 月 28 日，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覆灭。两天后，卫立煌乘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沈阳。卫立煌走后，蒋介石给周福成发去电报，让他率八兵团“固守待援”。在解放军先头部队进逼沈阳外围时，周福成召集 53 军主要军官开会。等人到齐后，他宣读了蒋介石的电报。赵国屏说道：“廖耀湘兵团十几个师，短短几天就完了。靠沈阳这点兵力，如何固守？听说营口的 52 军正在准备装船撤离，等营口丢掉了，援军从哪里来？依我之见，这仗不能再打了。”周福成大怒，猛地一拍桌子，指着赵国屏说：“要不是看在你跟随我多年，这会就把你枪毙了。”赵国屏说：“我如果怕死，就不会对你说这样的话了。” 130 师师长王理寰见会议室气氛不对，当即走到门口，然后对赵国屏说：“副座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说。”赵国屏出来后，王理寰低声对他说：“惹怒了周军长，他让人把我们扣下就不好了。我先回去把部队控制住，你在这里周旋。” 王理寰走后，赵国屏重新进入会议室，对周福成说：“130 师已经派人和解放军联系了，所以王师长先回师部了。”周福成说：“你少说胡话，我不信王理寰能把 130 师都拉走。”赵国屏说：“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夏副师长（夏时，周福成的妹夫），看是否属实。”说完，赵国屏用会议室电话接通了 130 师师部，让夏时接电话。赵国屏对夏时说：“弟兄们都不愿打了，可周司令官不信，你把情况给他说一下。”周福成接过话筒，没听几句后就气得挂了，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。过了一会，周福成站起来给 103 师师长张儒彬（未来参会）打去电话问：“你是不是也要学王理寰，不准备打了？”张儒彬说：“部队节节败退，没有士气，就算想打也打不了。”周福成愤愤地说：“你这不就是不愿意打吗。” 其余军官见状，也都找借口纷纷离开会议室。赵国屏走的时候，向周福成打招呼，周福成叹气说：“我这个兵团司令兼军长，还不如个团长。”赵国屏离开后，周福成叫来杨副官、梅副官，说：“交给你们一个任务，去把赵副军长毙了。”杨副官说：“副军长是长官，我不敢执行。”梅副官说：“赵副军长枪法很好，身边的几个卫兵身手也都很好，就算去也得不了手。” 周福成见谁都指挥不动，提笔给赵国屏写了封信，大意是“国屏老弟，事已至此，我已无能为力，请你妥为善后”。写完信后，周福成带着亲信，跑去一栋大楼内躲避。周福成的“出走”，使得沈阳守军更无斗志，除青年军 207 师在顽抗外，其余部队纷纷向解放军投诚。赵国屏、王理寰等人在解放军入城时，率 53 军投诚，并配合解放军攻打了青年军 207 师的阵地。躲在大楼内的周福成，在被包围后，带着手下投降。几天后，解放军首长设宴招待周福成等人时，周福成在见到赵国屏后，羞愧地说：“悔不该不听你的话啊。”#历史#

1948年8月，宋希濂、范汉杰、黄维在参加完军事检讨会后，在南京逗留。蒋介石得知后，将三人召来训斥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还不走？简直是胡闹。” 8月初，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。会后，老蒋专门召见了宋希濂、杜聿明、黄维。宋希濂被通知开会时，还在西北行辕任参谋长，这次是专程被老蒋叫回来的，担任华中“剿总”副总司令。杜聿明一年前被免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，在不久前组建徐州“剿总”时，这才被老蒋想起，以副总司令的身份，协助总司令刘峙指挥。黄维自1943年，因军粮问题和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闹翻后，便未在前线指挥部队，干了后勤、军事教育等工作。老蒋之所以召见这三人，是因为在在华中新组建了十二、十四兵团，在徐州新组建了第二兵团，而司令官正是黄维、宋希濂、杜聿明。老蒋对杜聿明说：“你要协助好刘总司令，守好徐州这个大门，确保江南无虞。” 第二兵团是以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为基干扩编的，杜聿明向老蒋建议，司令官还是让邱清泉担任为好。在此前的豫东之战中，邱清泉、黄百韬、胡琏奉命率部救援被解放军包围的区寿年兵团。战后，黄百韬受到老蒋嘉奖，被授予“青天白日勋章”，邱清泉、胡琏则受到斥责。邱清泉情绪很大，在军事检讨会上大发牢骚，结果被人向老蒋打小报告。老蒋大怒，认为邱清泉行为颇为乖张，应予以敲打，故而决定让杜聿明兼任第二兵团司令官。对杜聿明的建议，老蒋不置可否，转而向宋希濂、黄维面授机宜，让两人务必掌握部队，监视华中“剿总”总司令白崇禧的动向，以防桂系坐大。见完老蒋后，在刘峙一日数电的“邀请”下，杜聿明急匆匆飞去徐州，帮刘峙制定作战计划去了。而宋希濂、黄维，却都有各自的心事，不愿马上去到任。黄维任司令官的十二兵团，辖四个军（第十八军、第十军、第十四军、第八十五军）及一个快速纵队，兵员十万余人，火力强大，是关内蒋军的头号主力兵团。但黄维本人，却很不大情愿去，因为他正在武汉筹建新制军校，相比行军打仗，他更愿意当个校长。黄维之所以被派去十二兵团，是陈诚和白崇禧斗法的结果。本来，整编十八军军长胡琏，是兵团司令官的大热人选，但白崇禧担心胡琏难以驾驭，坚决反对。官司打到老蒋那里，老蒋尚需要桂系的部队替他卖命，犯不着为一个胡琏和白崇禧撕破脸，也就买了白崇禧的面子。十二兵团除了八十五军，其余部队都是“土木系”的，陈诚不愿兵团司令官由非“土木系”的人担任，权衡之下，便转而向老蒋推荐了黄维。黄维当过“土木系”骨干部队十一师师长、十八军军长，资历很深，但此前的军职止步于军长，并未指挥过更多的部队。即便是对黄维颇为信任的陈诚，也认为他打仗过于呆板，更适合“教书”，可以说，黄维是陈诚推出来的“过渡”的。基于此，黄维未马上去上任，而是让兵团副司令官胡琏主持事务，他在南京探访亲友。宋希濂对新职务，心中也不满意。在蒋军的黄埔一期生中，宋希濂是最早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几人，只比胡宗南、关麟征晚一点。在1944年5月滇西反攻中，宋希濂的十一集团军和霍揆彰的二十集团军，是远征军的两支主力。立下大功的宋希濂，因受攻打龙陵时，手下谎报战功一事的牵连，被老蒋打发去陆大特别班受训。受训结束后，宋希濂又被老蒋调去西北，给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当军事上的助手。老蒋在对宋希濂限制使用三年多后，这才想起这个军事能力还算不错的学生，将他从西北调到了华中。杜聿明的第二兵团，黄维的十二兵团，都是蒋军主力兵团，并且其主力部队，都和杜聿明、黄维有渊源。相较之下，十四兵团是个空架子，所辖各军都是从其他绥靖区抽调的，缺乏基本部队的宋希濂，还未到任就大感棘手。对华中的情况不熟悉，对新职务也无多少热情的宋希濂，干脆带着妻儿去杭州游玩了。在去杭州的火车上，宋希濂遇见了东北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锦州前进指挥所主任范汉杰，奇怪的问：“老范，你不回锦州，跑去杭州干什么？” 范汉杰向宋希濂大倒苦水，说他“陆军副总司令”当的好好的，却被老蒋强行派去锦州，在他到锦州后，发现是个烂摊子。宋希濂问：“归锦州指挥所节制的兵力，不下十万吧？” 范汉杰说：“大都是新编组或重建的部队，没有多少战斗力，我在山东时，指挥的可是黄百韬、李弥、阙汉骞等主力军，比不了啊。锦州无法久守，再待下去怕是要当俘虏，我已向顾总长（顾祝同）请辞，但顾总长说这是校长的意思，只给批了假，让我先去杭州休养一段时间。” 十几天后，在宋希濂、范汉杰回到南京时，和黄维一起，被老蒋召去。老蒋对三人迟迟不去到任很不满，质问为何还待在南京。见老蒋发火了，三人肯定不敢说不愿去，便各自找了借口。老蒋叫来军务局长俞济时，气冲冲的说：“你这就通知周至柔，让马上准备飞机，将他们三个送走。” 范汉杰、黄维、宋希濂这三个黄埔一期的同学，再次见面时，地点换成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三人先后获得了特赦，迎来了新生。

北京南锣鼓巷亲子游：文化与美食全攻略 𐟌Ÿ 带着孩子来到南锣鼓巷，正好赶上了南锣剧场的儿童剧《长安在哪里》，演员们的表演真是让人眼前一亮，孩子们都看得津津有味𐟑€。 𐟚𖢀♂️ 看完演出，我们在南锣鼓巷闲逛了一圈，发现这里游客络绎不绝，几乎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。我们还遇到了好几波问路的人，看来这里确实是个热门景点。 𐟏›️ 在南锣鼓巷附近，有几处值得一看的地方。比如茅盾故居、齐白石故居、蒋介石行辕和中戏（中央戏剧学院）。还有一个非遗博物馆，门口有免费的讲解服务，全程大约20分钟，讲得还不错。如果想要更深入的了解，可以进去看看。 𐟍œ 每次来南锣鼓巷，我们都会去对面的百年卤煮店尝尝，味道真是绝了，够味又实在。冰煮羊的点评也很高，下次一定要来试试。 ⏰ 南锣鼓巷整体不大，逛一圈看看几个故居大概需要2小时。剩下的时间可以在街上的小店里逛逛，有些店还挺有意思的，适合消遣。不过整体商业化程度较高，没有特别推荐的店。 𐟌篸原计划去恭王府，但天公不作美，只好作罢。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去一次。总的来说，南锣鼓巷是个适合亲子游的地方，既能感受北京的传统文化，又能品尝地道美食。

1950年5月，国民党上将熊式辉和家人拿着护照准备去南美，却被发现是假的，遭到港英当局拘留，在交了一笔罚款后才被放出。熊式辉气愤的说：“我堂堂一个上将，遭此屈辱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。” 1947年2月，熊式辉晋升陆军二级上将，达到他军政生涯的顶峰，然而好景不长，他的“东北行辕主任”的位置被陈诚盯上了。陈诚是一级上将，又身居“参谋总长”的高位，怎么会看上熊式辉的这个职务呢？这是因为随着蒋军在各大战场败绩连连，陈诚替老蒋担责成为众矢之的。陈诚见关内动辄损失一个整军、整师，关外虽也有败仗但似乎还在可维持的状态，便决定去东北坐镇，挽回点面子。 7月，陈诚以“参谋总长”身份到沈阳召集东北军政大员开会，言语间颇多指责。陈诚走后，熊式辉预感不妙，在不到半个月，向蒋介石写了七封辞职信。老蒋在回信中好言抚慰，说熊式辉和杜聿明在东北干的还算不错，没有换人的打算。接到老蒋回信的熊式辉吃了定心丸，给在上海养病的杜聿明发去电报，让他尽快到东北主持军事。不料在8月1日，熊式辉突然接到南京的发来的人事任命通知：陆军一级上将、参谋总长、海军总司令陈诚，克日兼任“东北行辕主任”，熊式辉调任“战略顾问委员会”委员。丢了行辕主任头衔的熊式辉，并未被委任新的要职，只挂名委员闲职，这明显是被老蒋弃用了。陈诚到东北后，又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撤销，将军权完全夺了过来。杜聿明因机构撤销，丢了保安司令长官的职务，但却又无新的任命，尴尬的只得继续在上海“养病”。熊式辉拒绝去南京上任，跑去上海闲居。在去找杜聿明聊天时，熊式辉气愤的说：‘我历来认为他（指老蒋）是个阴谋家，但总认为我跟随他多年，不会被整治，没想到连我都未能躲过。陈诚是想去东北出风头，我看这是想简单了，到时候弄得一团糟，还不如你我在的时候，看如何收场。” 在陈诚灰头灰脸的从东北离开后，老蒋为了安抚熊式辉，让他担任军官总队总队长。向来对老蒋恭顺的熊式辉，这次很是硬气，断然拒绝，老蒋大怒，此后再未任用熊式辉。在上海解放前夕，熊式辉带着家人去了香港。熊式辉在香港当了一段时间寓公后，得知南美的阿根廷华侨不少，物价也低，有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去了，便也动了心思。去阿根廷需要办理证件，熊式辉托人，以每张五百美元得价格，给他及家人办了几张证件。当熊式辉带着家人，去港英当局的移民部门办理签证手续时，却被工作人员将他们扣留在了拘留室，告知证件都是假的，说若按照“伪造文书罪”定性的话，将是很严重的罪名。熊式辉大惊失色，连忙叫来香港有名的律师罗文锦替他辩护。罗文锦经过三天的调查，发现这里面牵连出国民党“外交人员”盗卖证件的大案。原来，国民党的几个大员和“外交人员”勾结，在大量的空证件上盖了钢印，内容可任意填写，以每张五百美元的价格售买。港英当局发觉后，和国民党方面联系后，对这批证件不予承认。罗文锦拿着掌握的信息，向港英移民部门申诉，说熊式辉也是上当受骗了。最后，熊式辉的“伪造文书罪”不成立了，但“使用假文书罪”却是逃不脱，好在这个罪名可大可小，具体到熊式辉这里，又未造成危害，于是在交了几千港币后，被保释出来。熊式辉大感屈辱，一面牢骚不断，一面对亲友说：“此事不要散布，实在是太丢人了。” 去不了阿根廷，又不愿待在香港的熊式辉，后在友人推荐下，去了泰国曼谷。到曼谷后，自认为有经商头脑的熊式辉，开了一个纺织公司。熊式辉野心很大，将积蓄全部投入公司，先后开办了几个规模不小的纺织工厂。熊式辉显然是高估了自己，他在大陆时期的所谓“经商”，其实是仗着江西省主席、东北行辕主任等要职，行强行收割之实，和他的“商业之才”无多大关系。在曼谷并无依仗的熊式辉，纺织公司运营的日益艰难，到了1954年，不得不宣告破产。得知熊式辉的处境后，好友张群写信邀请他到台湾来，并寄来了一笔路费。当熊式辉到了台湾后，却遭到老蒋的冷遇，对他不闻不问。抗战期间，蒋经国在赣南当专员时，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对他极力逢迎，凡要求之事无不照办。蒋经国见老蒋这样对待熊式辉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专门设宴招待，安抚一番。在台湾待了一段时间后，熊式辉见老蒋还是没有见他的意思，脾气也上来了，跑去澳门居住。在澳门住了没多久，熊式辉就叫苦不堪了，因为他手上的钱快花光了。就在熊式辉郁闷的时候，老蒋给他发了个电报，内容不多，就一句话让他到台湾来养老。原来，在熊式辉去澳门后，老蒋一寻思，熊式辉跟随他多年，知道不少的秘辛，放任这样一个人在外，要是乱说话，把某些事情捅出去就不好了。于是，老蒋换了一副面孔，将熊式辉从澳门召到台湾，让他以退役上将的身份，每月领取一笔足够全家生活的薪水。此后，熊式辉深居简出，不问事务，直至1974年6月在家中病死。熊式辉的身后事并不隆重，连一级上将都未追晋，可见他和老蒋的关系，早就形同陌路了。

1946年11月，即“少帅”张学良被囚禁的第十个年头。满以为即将获得自由的他，却被从重庆押解到了台湾。因此次押解是秘密行动，张学良直到下了飞机才知道：自己将被囚到岛上。明白真相那一刻，他的自由之梦也随之破灭：台湾远离大陆，四周环海，幽禁犯人再好不过了。到了台湾，即便自己被解救，要活着逃出台湾，也难于上青天。飞机稳稳降落在了松山机场后，张学良望着湛蓝色的台湾海峡，郁闷至极。但他当时远未想到：他这一别大陆，将是一生一世。他更想不到：自己将有四十多年在台湾度过，以至于无数人将台湾称为张学良的第二故乡。到台湾后，张学良先是被囚禁在了新竹县井上温泉，后来又搬到了阳明山。相比被囚在大陆时期，张学良被囚禁台湾的日子相当难过。新竹虽四面环山，山边还有良质碳酸温泉，终年泉涌不息、热气腾腾，可张学良在这里住得却很难受。原来，一开始陈仪非常周到地给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安排了几间宽敞、雅致且光线好的房间。可看管张学良的刘乙光一家，却提前把那几间雅间给占了。张学良和赵四气愤难当，这些年，他们受够了刘乙光一家的气。可每次受气，他们都只能把气往肚子里咽，毕竟：人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。话说这刘乙光也当真是“见风使舵”，最初，他以为蒋介石很快就会放了张学良，所以对他毕恭毕敬，可自从察觉到蒋介石并没有释放张学良的意图后，他的态度立马发生了180度大转弯。尤其他成为管束张学良的“少将专员”后，他的言行举止便更加放肆了。有时候，宋美龄和张学良亲友寄来的贵重物件，刘乙光都要克扣甚至独吞。而张学良每次都只能忍气吞声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般。最让张学良和赵四无法忍受的是，刘乙光还以看管的名义，将全家弄来和张、赵同桌吃饭。饭间，大的叫，小的吵，还把饭菜洒得到处都是，张学良常常难以下咽。雅间被占了后，自觉“虎落平阳被犬欺”的张学良只好住进了光线阴暗的房间。自被囚禁以来，张学良养成了日日手不释卷的习惯，搬进阴暗间以后，他的习惯依旧未改。在光线阴暗处看书久了后，眼睛本就不好的他，视力越来越差了。 1947年初，张学良写信托大姐张首芳帮他买《明史》时，反复交代： “一定要好版，大字就可以，我是很需要，等着看……” 张首芳的儿子读完信后，张首芳泪如雨下：“弟弟才40多岁啊，怎么就眼花得看书也要看大字本了呢？”她还一边抹泪一边大声骂道：“这个老蒋，心太狠毒了。” 蒋介石与张学良除了眼睛不好，张学良的身体机能也在不断下降，因为长期失眠，张学良出现了内分泌不协调的情况，他的头发也变得越来越稀疏。而这些，是张首芳在信里读不到的内容。失去自由的痛苦，折磨着张学良和于凤至，他们甚至都不敢往镜子面前站。有痛苦就必定有改变。张学良太想要自由，为了自由，他曾在好友张治中来看他时，做过一次大的抗争，而这次抗争，正是他在被囚台湾期间的第一次大抗争。 1947年10月间，张治中当西北行辕主任，在处理完新疆问题后，他为了放松做了一次休假旅行，地点正是台湾。一到台湾，张治中就和他的学生、时任台湾警备司令的彭孟辑提要求说：“我想去看看关在台中新竹的汉卿。”彭孟辑有些犹豫，张治中便说：“一切责任由我负，不会连累你。”彭勉强同意。张治中和张学良的交情非比寻常，他们相识于东北易帜时，因互相赏识而成为知己好友。过去的十年里，张治中曾两度探望张学良。也因此，他也是过去十年里，极少数见过张学良的人之一。张治中第一次见被囚的张学良是在西安事变半月后，地点是在宋子文的公馆里。第二次，则是在张学良被囚于湖南湘西沅陵县时，第二次见面时，张治中担任湖南省主席。那次见面时，张学良曾愤愤地对张治中说： “国家正是有事（抗战）的时候，为什么老是把我关在这里？我希望能早日恢复自由，为抗战做点事情，不论什么事都可以。” 谈话后，张学良还写了一封长信托张治中捎给蒋介石，并希望能见蒋介石一面。张治中是个重情义的汉子，他回去后立即将信转给了蒋介石，然而，蒋介石看了信后却没有给张治中回话，也没有见张学良。自第二次见面以后的七八年里，张治中竟鲜少得到张学良的消息，他甚至不知道这位少帅被囚在何地。第三次见被囚的张学良时，张治中带上了自己的妻子、女儿一家。他们重逢那天，是1947年12月30日。张治中印象中的张学良是这样的： “他（张学良）比从前瘦了许多，也苍老了一些，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，据他自己说是因为眼睛有毛病，看书也费力。” 见面后，张学良和张治中在屋里谈话，而张治中的家人则由赵四小姐和刘乙光陪同游玩。两人时隔七八年再见面，都有着说不完的话，当然，他们聊的最多的是“张学良何日能恢复自由”。对于“自由”的问题，张治中比较乐观，他安慰张学良说：“国内总要和平的，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了，国共和谈成功之日，就是你恢复自由之时。” 张治中去看望被囚中的张学良所摄（右为张治中）午饭后，高兴不已的张学良和张治中继续长谈，他还大着胆子决定做一次大抗争：请张治中向蒋介石、宋美龄提两点要求：“第一点，他希望能够恢复自由，只要能自由，他可以哪儿都不去，蒋介石住在哪里，他就住在哪里，蒋可以先考察他一段时期再说。” 提第二点要求时，张学良的声音非常细小，很显然，他是怕被刘乙光听到，他说：“第二点，刘乙光带着家眷，还有几个孩子，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，名为照料生活，实际上干涉的地方很多，孩子又吵，使他既不方便，又不安静。希望刘乙光搬出他的房子，他的生活由他自己管理，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清静。” 那日临别时，张学良将张治中送到汽车旁，并忍着泪紧紧握住他的手道： “我在这里，除你之外，没有人来看过我，我对你是在万分感激。我们这一分别，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。” 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后来在回忆父亲与张学良分别的情景时，感慨地说： “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场景是：当张先生拉着父亲的手时，他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。” 张学良大着胆子做的这次抗争，不仅未为自己争到自由，反而让自己被囚得更加彻底了。张治中见到蒋介石，并向他提出张学良的两点要求后，蒋介石只“啊，啊”地哼了两声，就用旁的话岔开了。因对张治中会见张学良极为不满，蒋介石竟下了一道手谕：“以后非经他批准，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。” 张学良为了自由，大着胆子做了一次抗争，可结果却是让囚禁他的人，把他看得更严实了。这样的结果，是张学良怎么也想不到的。张治中知道求蒋介石无望，只得转求宋美龄。宋美龄当时第一句就叹息着说： “文白（张治中字）兄，我们对不起张汉卿。” 顿了顿后，宋美龄接着说： “第一点不容易办到，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。第二点，我一定想办法做到。” 不久后，“管束”张学良11年，官阶由中校晋升为少将的刘乙光，终于被调离了特务队。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终于不用再和刘乙光一家同桌吃饭了，可针对他们的管束却没有丝毫松动。等待他们的，依旧是青灯黄卷，寂寞孤独…… 被转囚到阳明山后的第五年，张学良竟意外地得到了蒋介石的“召见”，这年，是张学良被囚禁的第十八年。这次被召见后，张学良就写了《西安事变忏悔录》，写完后，他整个人都非常兴奋，他感觉：蒋介石似乎要还他自由了。很快，蠢蠢欲动的张学良开始了他在被囚台湾后的第二次抗争：给蒋介石送表，暗示他“是时候放了他了”。蒋介石看到这个表后沉思良久，他是何等聪明的人，岂会不知道张学良是在跟他做抗争。中国古话里有“事不过三”的说法，张学良给他送表，恰是“第三次”。如此一来，这次送表的意味就非比寻常了。过去两次收到表，第一次他回赠了张学良一个鸟笼，意思是：你继续做笼中鸟吧！第二次他回赠了一双精美的绣花鞋，其意也非常清楚，意思是：你张学良就老老实实地、像大家闺秀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安心读书、修身、思过吧。张学良第三次送表，的确让蒋介石为难了，毕竟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完成了“思过”，他甚至还写了《忏悔录》，《明史》也研究得差不多了。蒋介石的确已经没有继续囚禁张学良的理由了，可他一直视张学良为“猛虎”，又岂会“放虎归山”呢？面对张学良的第三块表，蒋介石一筹莫展。既然自己不肯放他，可又没有继续囚禁他的理由，那怎么办呢？思来想去后，蒋介石想到了“示弱”：他回赠了张学良一根制作精美的手杖。张学良收到手杖后，果然睹物思人，他看着这根手杖，立马想到了蒋介石在大陆的溃败，也想到了他退居台湾后的苦心经营。张学良几乎在握住手杖的一瞬间就已明白了蒋介石的“示弱”暗语： “我们都老了，应该以身体为重，往事少想，另外，你可以出去稍微走动走动，但是只能是拄着拐杖能到的地方。” 张学良以为自己离自由又近了一步，他并不知道，蒋介石给他手杖，仅仅意味着他对自己的囚禁略微松动了一些，而已。至于自由，蒋介石送出手杖时，就已经做了决定：只要他活一日，张学良就别想要自由。收到手杖后，因为错觉自由离自己越来越近，张学良心情大好。他没事的时候，就拄着蒋介石给他的精美拐杖在阳明山上转悠。之后的两年里，阳明山开满鲜花的小路，碧波荡漾的阳明湖畔、造型别致的快雪亭下……都留下了这根手杖伴随张学良的足迹。一切都似乎在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，距离蒋介石与张学良会面不久后的1959年3月，张学良还被通知：可以在阳明山会老友了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张学良和赵四激动得不能自已。他们当时根本不知道：他们得到的“自由”也仅此而已。他们的一举一动依旧在特务的监视下，他们生活的具体，也时刻有人盯着。两年后，张学良如梦方醒：原来自己并未通过抗争得到自由，而仅仅只是争取到了一丁点儿“宽限”而已。张学良重新变得抑郁起来，他的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，他脸上的皱纹也一天比一天多，他的背也有些驼了。 “要自由！要自由！”一百多年前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就曾高喊：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”自由的可贵，有谁比张学良更明了呢？为了自由，张学良决定继续做抗争。所不同的是，在台湾为自由做的第三次抗争，相比前两次更加高明，也更加“不像抗争”，他决定改变宗教信仰：由原来的信佛教，改信基督教。早在被囚禁初期，张学良的好友黄仁霖就曾给了他一本《圣经》，黄仁霖还曾在书上写了一段话： “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，就像它所帮助我一样。” 张学良自己也没料到，几十年后，这本书将会发挥“大用”。在《圣经》和宋美龄等的影响下，张学良决定皈依基督教。张学良（左一）；蒋介石（右一）；于凤至（左三）；宋美龄（右二）等张学良的这个改变，让蒋介石等人震惊不已。为了表达对张学良改信基督的肯定，1961年8月，张学良正式迁居台北北投复兴岗。住到这儿以后，他感觉到自己的生活环境明显变得相对宽松了。此后的张学良每日到山下士林镇凯歌教堂去做礼拜，听讲道。凯歌教堂是蒋氏夫妇的私人教堂，主教是周联华牧师。张学良后来在回忆中说： “我在那里认识了周联华牧师，以后他就来帮助我读《圣经》和研究神学。” 搬到北投复兴岗后的第四年，张学良正式接受了洗礼，成为基督教组织中虔诚的一员。信了基督后的张学良开始忏悔，他让蒋介石等觉得“他打心眼里认为自己有罪”。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，真正被假释的犯人，通常是“承认自己有罪者”。按照这个逻辑，蒋介石此时应该“原谅”张学良，并给他自由，这也是张学良这第三次抗争最想要的结果。然而，结局大大超乎了所有人的意料：张学良信了基督后，宋美龄告诉他‘根据教规，你只能娶一个妻子’。言外之意，张学良必须要跟此时正在美国的于凤至离婚。而离婚，将意味着张学良被迫断了前往美国的后路。在此之前，于凤至曾在美国组织对张学良的营救，她甚至已经为张学良赴美做了强大的经济支持。她还数次在《洛杉矶太阳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上，就长期羁押张学良一事抨击台湾当局。在她的作用下，美国各大媒体纷纷向台发难。一旦他们不是夫妻关系，于凤至再想在美国为张学良的自由做任何，都将无济于事。而张学良的“自由”，又将完全被捏在蒋介石手中。得知消息的那一刻，张学良沉默了，他没想到自己的这次抗争，竟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接下来的事情就相当“顺理成章”了：张学良与于凤至离婚，与赵四小姐举行婚礼。再婚这年，张学良64岁、赵四小姐54岁。他们婚礼数天后，外界终于知道了少帅同赵四小姐结婚的消息，《联合报》引人注目地刊出了5行横幅标题： “卅载冷暖岁月，当代冰霜爱情。少帅赵四，正式结婚；红粉知己，白首缔盟。夜雨秋灯，梨花海棠相伴老；小楼东风，往事不堪回首了。”

1927年6月，吴佩孚在逃往四川途中，遭遇土匪袭击，秘书长张启煌被打死。吴佩孚抱着张启煌的尸体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等吴佩孚好不容易到达四川军阀杨森的驻地时，随行的幕僚、卫队已逃散过半。吴佩孚对杨森有提携的大恩，杨森也很是记情，对吴佩孚执礼甚恭，将一行人安顿在白帝城暂住。众叛亲离的吴佩孚，手上的武力只有二千余人的卫队，但他架子不倒，在白帝城设立行辕，将“孚威上将军”和八大处的牌子都挂了出来。蒋介石得知吴佩孚入川后，甚为忌惮，尤其是白帝城就在湖北边上，如让吴佩孚寻机入鄂，招揽旧部人马，那就不好了。杨森在老蒋的压力下，不得不将吴佩孚一行，礼送去了刘存厚的防区。当时的四川军阀中，刘存厚是唯一还悬挂“北洋五色旗”的，他对吴佩孚盛情款待后，和另一军阀范绍增将吴佩孚安置在大竹县。吴佩孚一路奔走，随员大部走散，导致他只剩不到二千卫队，却携带了四千多枪支，获得喘息的吴佩孚，趁机招募编练新兵，使部队扩充到了五千多人，编为三个警卫旅。就在吴佩孚想着重整旗鼓之时，他却被人盯上了。四川因地理位置，川军的装备都很差，可以说是地方军阀中倒数的，吴佩孚的部队，步枪不是汉阳造就是购买的德国货，此外还有近百挺手提机关枪，几百支德制步枪。驻军大竹附近的军阀罗泽洲，见吴佩孚虽有五千人马，但大都是新兵，战斗意志也不强，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，率部将吴佩孚的行辕团团围住，外面的吴部官兵见行辕被围，也都不敢妄动。罗泽洲派人给吴佩孚传话，说只要交出武器，彼此相安无事。吴佩孚大骂说：“我是军人，武器是军人的生命，不得交枪。” 吴佩孚逐走来人后，下令卫队挖掘战壕，修筑简易工事，准备应战。可行辕内只有五百多人，且一大半都是后勤人员，人心惶惶，都不愿意打。第二天，在罗泽洲的授意下，罗部旅长熊玉璋让士兵对着行辕内开枪恐吓，一发流弹打在了吴佩孚卧室的门外。吴佩孚的妻子张佩兰及幕僚都来相劝，说在这种情况下服个软。虎落平阳的吴佩孚，只得派人去和罗泽洲谈判。罗泽洲也不想把吴佩孚逼得太急，便提出可交出部分武器，交涉之下，最后以吴佩孚交出一半的武器弹药，结束了这场争端。拿了武器的罗泽洲、熊玉璋满意离开，留下了气得发抖却又无可奈何的吴佩孚。这次事件使得吴部官兵士气大跌，纷纷逃散，几天之内，跑掉了一千多人，吴佩孚也未派人阻拦，毕竟连武器都没有了，士兵留下又有何用。大竹肯定不能再待了，否则那天罗泽洲心血来潮，再派兵索要剩下的装备，那就不妙了，吴佩孚只得带着残部去了达州的小场镇河市坝。吴佩孚在河市坝，整日无所事事，以写诗作画来打发时间，其中有一首赠给刘存厚的诗写道：“方寸纠纷俗累萦，无端怅触笔花生。人因落魄知己，诗写牢愁见性情。孝水梦回千里曲，蜀山望断一钩轻。枕边莫恼鹃声恶，催起刘郎趁早行。” 诗的结尾“催起刘郎趁早行”，有让刘存厚协助吴佩孚东山再起的暗喻。吴佩孚显然是高估自己的影响力和刘存厚的实力，刘存厚能冒着惹怒老蒋的风险而收留他，已经够意思了。 1930年5月，中原大战爆发。不甘寂寞的吴佩孚，马上发出了调停通电。对吴佩孚的所谓“调停”，四川军阀除刘湘等个别人外，大部分都支持，冯玉祥、阎锡山也释放了赞成的意思。桂系也是很快响应。吴佩孚见应者云集，着手出川的准备。6月初，吴佩孚带着幕僚、卫队倾巢出动，准备过万县后出川。万县是刘湘的防区，刘湘和吴佩孚不对付，加之又接到老蒋密令，让务必阻止吴佩孚东下。刘湘派王陵基带一旅人马，拦住了吴佩孚的去路。吴佩孚派人交涉，得到的回复是：“吴大帅若要过去，可带随员不能超过十人，否则免谈。若强行通过，马上刀兵相见。” 在刘湘的武力威胁下，吴佩孚东下的图谋失败了。吴佩孚的这个“小动作”，引起了老蒋的警惕，只因正忙着和阎、冯联军在中原地区大战，暂时没有发作。中原大战结束后，老蒋电邀吴佩孚到南京会晤，说已备好公馆。困在四川的吴佩孚，将计就计，去电老蒋说愿意前往，并做出了启程的准备。吴佩孚这是故意迷惑老蒋、刘湘的，他实际想去的地方是北方。杨森不知内情，以为吴佩孚真要去南京，赶来相劝说：“玉帅，蒋这个人口蜜腹剑，你若真去了，凶多吉少。” 出于保密考虑，吴佩孚敷衍说：“我已无力量，想必去后不会把我怎样。” 杨森叹气说：“玉帅，你可真的要当心啊。” 吴佩孚清楚，这次要脱身就不能大张旗鼓，他将大部分手下遣散，辞别刘存厚后，只带着百余幕僚、亲随去了成都。到成都后，吴佩孚一面游览当地的名胜古迹，一面去电老蒋，说随时准备动身。老蒋大喜过望，去电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，让做好接待工作。刘湘这边，也指示防区放行，让吴佩孚顺利东下武汉。就在老蒋在南京等着和吴佩孚会面时，吴佩孚悄悄来到邓锡侯的防区灌县，在邓锡侯派人协助下，由灌县西进入原始森林。 8月中旬，吴佩孚来到了甘南，结束了在四川的四年逃往生涯。

1948年5月，李宗仁当选副总统。蒋介石为了报复桂系，免去了白崇禧的“国防部长”，白妻马佩璋对李妻郭德洁酸溜溜的说：“你丈夫当副总统，我丈夫丢官。” 两个月前，李宗仁正式宣布竞选“副总统”。对此，桂系的白崇禧、黄绍竑等骨干大都不以为然，他们认为“副总统”有名无实，犯不着为了这个职务和蒋介石交恶，一旦不慎，就会“吃不上羊肉反惹一身骚”。李宗仁的态度很坚决，对白崇禧等人说：“这次竞选副总统，若蒋先生反对，获胜的可能性反而越大。” “副总统”的热门人选，除了李宗仁，还有武汉行辕主任程潜、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人。老蒋估计程潜、于右任竞争不过李宗仁，便极力鼓动孙科参选。孙科对“副总统”不感兴趣，不过粤系的余汉谋、薛岳等人却显得很是积极，频繁去劝说孙科。孙科无奈之下，对余汉谋、薛岳说：“看来不答应不行了，我就权当给朋友帮忙了。” 本来，粤系和桂系的合作大于争斗，但随着孙科的参选，余汉谋、薛岳等粤系骨干分子，和桂系的关系恶化。这也为一年多后，白崇禧提出“粤桂联盟”，却遭到余汉谋、薛岳坚决抵制，埋下了伏笔。在4月23日的“副总统”投票中，位居前三得是：李宗仁，孙科，程潜，三人分别得754票，559票、522票。李宗仁尽管票数最高，但未过半，只得进行第二轮投票。老蒋见孙科票数比李宗仁差的远，召来袁守谦、贺衷寒，让他们从程潜这边做手脚。袁守谦、贺衷寒领了一大笔经费后，一面在公开场合大肆替程潜拉票；一面却暗示投票给程潜的代表，说就结果而言程潜肯定竞争不过李宗仁，不如将票投给孙科，“投孙科就是投程潜”云云。在第二轮投票中，李宗仁和孙科的得票大增，分别为1163票、945票。由于李宗仁得票还是未过半，只能再看第三轮的结果。这时，关于李宗仁、孙科的各类传言四起，说的有模有样。南京的一家报纸，刊登了一篇文章，添油加醋的讲述了孙科与情妇蓝妮的传言。这可捅了篓子，火爆脾气的薛岳，拉着余汉谋、张发奎，三个国民党上将来到报社大闹一场。程潜见自己当选无望，又深恨老蒋派袁守谦、贺衷寒对他的选票的“明拉暗抢”，一气之下宣布退出。李宗仁和黄绍竑商议后，以退为进，也宣布退选。老蒋的筹划，因程潜、李宗仁的退出，打在了棉花上，他不得不派人去转告李宗仁、程潜，说对选举不会进行干涉，两人顺坡下驴，又同意竞选。在4月28日的第三轮选举中，李宗仁得1156票、孙科1040票，程潜仅515票。由于还是无人票数过半，于是大会宣布程潜落选，在第二天进行李宗仁、孙科的最后投票。程潜因恼恨老蒋在前三轮中搞小动作，在会后宣布支持李宗仁，这样一来，本来投给程潜的代表，在第二天大都投给了李宗仁。 29日上午，李宗仁以1438票，击败了1295票的孙科，成功当选“副总统”。在房间听完结果的老蒋，气得一脚踢翻了收音机。李宗仁在当选的第二天，带着妻子郭德洁去老蒋的官邸拜访，结果夫妻俩在会客厅坐了半个多小时，老蒋这才很不情愿的出来。就职典礼前几天，李宗仁打电话给军务局长俞济时，让代向老蒋就职这天穿什么，俞济时请示老蒋后，回复说穿西装大礼服。李宗仁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，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。可在就职典礼的前夜，老蒋突然让俞济时通知李宗仁，说还是穿“军常服”。穿军服出现在就职典礼上，显得有些突兀，但这是老蒋的意思，李宗仁也就没有多想。在就职典礼时，当穿着军服的李宗仁入场后，吃惊的发现老蒋穿的却是长袍马褂。李宗仁站在老蒋身后，就像是侍卫官一般，很是尴尬和难堪。李宗仁这个“副总统”，并无多少事情可干，老蒋拒绝和他商量任何重大的事情，有会议能不让李宗仁参加，就尽量不让。为了报复李宗仁，打压桂系，老蒋免去了白崇禧“国防部长”的职务，调任新设立的华中“剿总”任总司令。桂系大将李品仙被免去安徽省主席职务，调任华中“剿总”副总司令。李品仙被调离安徽的主要原因，是他在李宗仁竞选时，提供了大量的助选经费，引起老蒋的忌恨。白崇禧对“国防部长”这个职务看的很重，骤然丢失后，一气之下拒不上任，跑去上海闲住。白妻马佩璋在见到郭德洁后，语气不满的说：“你丈夫当了副总统，我丈夫丢了官。” 老蒋为了让华中的桂系部队替他卖命，便让黄绍竑去劝说白崇禧上任。黄绍竑见到白崇禧后，直言说：“德公当了副总统，从北平到了南京，你要继续留下当国防部长，岂不是都成了笼中鸟。趁着蒋先生还没有反悔，你应尽快去华中掌握部队。有德公在内，你带兵在外，互为犄角。将来一旦局势有变，岂不是大有可为。” 白崇禧是个聪明人，听黄绍竑这么一说，当即走马上任。这场风波之后，老蒋和桂系的争斗愈加激烈。淮海战役后期，白崇禧纠集反蒋势力，发出“逼宫”性质的通电。在压力之下，军事上遭遇惨败的老蒋，不得不宣布下野，让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出面主持局面，这种结果，半年前的老蒋，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。